阎锡山和《阎锡山日记》

    阎锡山是民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又颇具特色的人物。他自幼膺服儒家纲常，深谙程朱理学。青年时期，他有幸考取武备学堂，赴日留学，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加入同盟会，参加铁血丈夫团，直至回国掌握军队、响应武昌起义，在山西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他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经济上推行“六政三事”，兴办近代工业，积极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为山西营造了近十年的持续发展环境。

    北伐军兴，他顺时应变，兵出河北，轻取京津，成为北伐四集团军中获地最丰者。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反蒋各派力量的增大以及各派对阎的簇拥，他积极联合各派，起而反蒋，演成了中原大战、兵连祸结的一幕。

    阎锡山开始写日记，是在中原大战反蒋失败之后。日记起于1932年2月17日，止于1944年12月27日。1938年以前的日记基本上是逐日记述，1939年以后时断时续，1943年和1944年仅有数段。他曾说：“其时余适旅居大连。二十一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余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

    《阎锡山日记》记录的主要时段在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时期，真实反映了抗战爆发前后两个阶段，他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以及他对内对外、对战对和、对人对事的复杂心境。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对华步步进逼的形势，他提出了“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的口号，制定了详尽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创建了庞大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贯穿南北的同蒲铁路，为山西经济的发展和抗战准备进行了有益的铺垫。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后，阎锡山深深感受到了寇深祸亟的危机，于是逐步选择了抗日、联共的道路。1936年9月，他同意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1月提出独树一帜的“守土抗战”，并主持名震中外的绥远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抗日的态度是坚定的，总领晋绥军务，礼迎八路军入晋，出兵南口，督战岭口，先后组织了平型关、忻口战役。这些战役尽管因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所决定，都失败了，但这期间，他支持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批准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开办“民族革命大学”，颁布抗战法令，干了一些有利于民族抗战的事。

    然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他看到大片领土陷于敌手，山西能够保存的，又多置于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之下，认为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同样影响着他的“生存”，于是“联共”政策发生动摇，转而采取扶旧抑新的策略，直至发动了旨在打击新派的“十二月事变”。之后，为了保存他在晋西仅有的地盘，阎提出了“克难”、“求存”的口号，开展了所谓的“克难运动”，号召实施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和“兵农合一”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除了被迫进行所谓的“晋西大保卫战”之外，基本上采取了保存实力、避战待机的策略。

    《阎锡山日记》为何要写成感想式的，到台湾后阎锡山说：“此乃因感而有想，感以事物，发以情理。”在内地时他曾作过说明：“此日记不记事而记事之理。”他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准绳”。他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阎锡山虽说不记“事”，但日记中也有一些条文是记“事”，而且从其“理”中也可看出一些“事”，当然从其“事”中也可感受到他的一些“理”。

    《阎锡山日记》由阎锡山口授，秘书记录，文字洋洋洒洒，大部分记录的是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感触感怀、感知感悟。

    在感触感怀方面，如1933年8月1日记：“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此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若此流。”1935年12月5日记：“华北何计良，国是无主张，二次（次陇、次宸）伤国泪，疚心亦断肠。”1937年7月29日记：“做事知难行若易，做人知易行却难。毋论做人与做事，寻着难处易其难。”9月29日记《走五台诗》：“雪山彻夜走清凉，飞灯光耀遍山梁，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泞泥衣带霜。”1938年3月1日写《吉县行》诗：“夜向吉县行，河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在感知感悟方面，如：“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财产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当重技能。”“大错成于渐，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细，大富积于零。”“计算一年，不若计算一月。计算一月，不若计算一日。计算一日，不若计算一时。计算一时，不若计算一刻。一刻之间，所省所益为数虽少，而累之于年，则为数甚多。”“恭维我者，有损于我。责备我者，有益于我。积损则凶，积益则吉。”“欲经济济事，须精于算。”“计算的笔头下有金钱，有太阳，凡事能计算得当，能省钱，能省日。”

    《阎锡山日记》曾由秘书誊抄两套，其中一套留在太原，另一套阎带到了台湾。留太原的1952年发现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保管。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世英批示：“作个注释，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但注释迟未进行。改革开放后，1986年，时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李蓼源同志，就注释日记一事请示省委书记李立功,得到了李立功的支持。此后，由李蓼源主持，由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刘存善召集熟悉民国史的翟品三、徐崇寿和吴尚仁先生，开始对日记进行标点和注释。经过两年努力，于1988年10月完成。1991年10月26日，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致信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建议印送，并说：“阎已是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

    今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阎锡山日记》，无论对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和民国山西史，还是对研究阎锡山本人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