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发动浙赣会战，战火再次延烧到了江西境内。6月中旬，位于赣中泰和杏岭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园内，大学教授姚名达与在校学生一起组成战地服务团，怀抱着“爱国岂敢后人”的豪情壮志，慷慨激昂地奔向抗日战场最前线。这群平时“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在7月7日与日军短兵相接于新干石口村时，充分展现出了中国文人的坚强与勇敢。团长姚名达身先士卒，率领团员奋勇杀敌。最终，姚名达与另一名团员吴昌达，不幸以身殉国。

    姚名达与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十天之后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道。7月18日，江西《民国日报》发表了《志士沙场死》的社论文章，盛赞战地服务团作为“最前进、最勇敢的师生”，担负起建立民族精神堡垒的艰巨任务；哀悼姚名达的壮烈殉难，一方面是教育界一个重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他的死，在举世求一逃难不先、赴难恐后者而不可得时，却有绝大的意义”。

    这绝大的意义，在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的吴其昌那里，激起的则是“故人慷慨多奇节”的感慨。出生于浙江海宁的吴其昌，与来自江西兴国的姚名达，最初相识于1925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两人同为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在同一宿舍居住，并且一同在梁启超指导下研究史学。吴其昌选定的研究主题为宋代学术史，姚名达则以章实斋之史学为题。按照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定，学生在院研究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其中就包括吴其昌和姚名达。梁启超晚年身体欠佳，无力撰稿，于是责令几位弟子速记，整理编为讲义，吴其昌、姚名达分别参与了《读书法讲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的整理。梁启超在燕京大学时讲授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课程，其讲义由吴、姚二人，以及另一位梁门弟子周传儒共同整理完成。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吴其昌留在了天津，姚名达则南下上海，二人之间交往渐疏。吴其昌先后任职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姚名达则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并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多所院校的教职。1933年，吴其昌与姚名达再次相见于上海，此时吴其昌已经受聘为武汉大学的教授，而姚名达也已经离开商务印书馆，与夫人黄心勉一起办起了一份《女子月刊》。此次会面，吴其昌对于姚名达有着些许的失望，“微讶达人（姚名达之字）意兴之太豪，迈进之太骤，隐约以老氏‘抱一’‘宁定’之旨风之”。1937年，当接到姚名达告知正安心著述《中国目录学史》的来信后，吴其昌方才感到释然，“知达人前途之重复光明矣”。1939年春，吴其昌收到姚名达从赣州寄出的《中国目录学史》，颇喜此书“贯穿前古，浩博而有条理”，赞其洵属佳著。正当吴其昌期待着昔日旧友佳作迭出之时，1942年7月再度得知的，却是姚名达尽瘁于新干的消息。病榻之上的吴其昌，诵读着古人“亲尽犹知身偶在”的诗句，泪流不已。

    7月20日，身在四川的顾颉刚也获悉了姚名达的消息，并在日记中写道：“姚名达君，昨报载其任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长，遂为敌杀，可惜可惜！因作函与其夫人巴怡南唁之。”根据顾颉刚的日记记载，顾、姚之间的交往开始于1925年。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当顾颉刚在日记中整理一年来的文章与交际时，他其实并不确定来自江西的姚名达，到底是新建人，还是兴国人。一年之后的12月13日，顾颉刚在厦门国学研究院“校姚名达君许真君故事等二文”，并将此二文先后发表于次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其中的《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话》一文，还被顾颉刚选入了《古史辨》第二卷。1939年，顾颉刚受邀前往成都，主持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次年出版半月刊《责善》，登载师生平时读书之笔记。在该刊5月16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五期上，刊登了顾颉刚一篇《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的考证文章。6月9日，已经任职江西中正大学的姚名达写了一封长函，讨论梁山与韩原所在地。顾颉刚接读之后，大叹“立意甚卓”，亲自点校此信函，于《责善》第一卷第十一期刊出。1949年7月，顾颉刚将其部分读书笔记整理成《浪口村随笔》出版，特意将姚名达此函全文收入，并加一段按语曰：“此函所说，以韩都平阳定韩原，以韩原与故绛定梁山，妙绪如环，读之心折。末论韩都平阳与魏都安邑俱迁地而不易名，更为战国史上重要之发见。惜名达来此函后，即以慰劳前敌将士，夜半为敌人所枪杀，此一问题竟成其论学之绝笔，痛哉，痛哉！”遗憾之情，溢诸笔端。

    1905年出生的姚名达，以身殉国时年仅38岁，无怪乎吴其昌、顾颉刚等昔日同窗师友无不感到突然与惋惜。姚名达去世时，他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协助导师梁启超记录整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以及自著的《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等。从学术的发展看，从来就是可以有天才的科学家，天才的文学家，却不可能有天才的史学家的。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潜的文科教授而言，38岁正是迎接学术上更大发展、更大辉煌的学术年纪。而根据王咨臣先生的整理，姚名达实际上也已经为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宏大的规划，他计划要完成《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等著作。其中，完成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姚名达甫入清华便立下的宏伟志愿。即便是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只有这部《中国史学史》才称得上不朽。姚名达曾对妻子巴怡南感慨道：“以往所作，乃史学初阶，治史之手段，非余著作目的也，世或以目录学年谱学相谥，皆余之罪！然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假我十年，庶几雪此耻耳。”姚名达的逝世，使得他的《中国史学史》只留下了一部1934年的油印本讲义稿，一直未能出版，后世治史学史之学者遍寻不得，皆扼腕叹息不已。

    如果不是1932年的那场炮火，姚名达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本来是有可能完成的。1929年3月，姚名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除了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和著作外，还积累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突然降临的炮火，不仅毁了他的家，而且也给了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并立志要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历史学家的姚名达巨大的打击。

    在伦理学上有过一个经典的问题：爱因斯坦正在写他的相对论，但是隔壁有一场火灾，邻居有个又老又丑、行将就木的老太太需要救护，爱因斯坦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每一个人对这个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但按照康德的哲学回答，爱因斯坦就是要去救，这才能显示出绝对命令，显示出人的高贵。姚名达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选择。

    1932年的2月8日，在无桌无椅的困境下，姚名达写信给胡适：“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1933年，姚名达与第一任妻子黄心勉在上海办起了《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1937年8月，姚名达与妻子巴怡南一起，将他们订婚的戒指捐赠出来，并呼吁全国妇女将饰物捐赠给国家，以增加抗战实力，“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1942年7月，在樟树抗战前线，面对旁人的劝阻，姚名达毅然决然地答道：“惟有能致力抗战，方能胜任建国，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如此一步一步地，姚名达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最高的哲学问题！那才是一个性情人应该做的事情！

    1946年，历经劫难的清华大学重返北平，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时，特别回顾褒扬了抗战期间牺牲的清华校友姚名达等人，誉其“皆足名垂清华史，实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洁琼亲笔题词，称赞姚名达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69年之后，我们重新回眸这位走向抗日战场的教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姚名达的自我选择，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精神的传承，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