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杂感

    头次到天津那年，才十八岁，跟海军某部文艺宣传队，在灯火辉煌的八一礼堂里表演了《龙江颂》、《杜鹃山》那些红色年代的戏目。演出之余，和女伴们一起，到劝业场购买了一双黑色坡跟布鞋，实用大方，也秀气，在太行山沟里难见，穿在脚上，免不了生出几分惬意。来去匆匆，津城给我留下的印象，和那双鞋颇为相似。

    转眼便是几十个寒暑，再次踏入津门，人已不再年轻了。去冬到南开，和中文系的师生们交流。“双语写作可行性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初探”，仅这话题，已折射出个人与世事的沧桑变幻。

    今夏重来，却是真正落脚在了津门：应中国作协外联部及天津市滨海新区之邀，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营”。拿到命题“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元素”时，颇有几分困惑，感到无从下笔。杜甫说：文章憎命达。经济发展与文学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说真话，免不了会有批判性的观点。说假话，文学的意义又何在？

    交流开始了，才发现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中外作家们想法其实类似。“相互尊重的概念在当前的俄罗斯经济中已被驱赶出来。它充斥着的是崇拜暴力、蔑视弱者和无情的剥削。”俄国作家库尔查特金对俄国社会现状的忧虑同样在中国作家们心中引起了共鸣。未来的中国，是否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呢？

    夜幕降临时，滚滚雷声中，库尔查特金和中国作家们手拉手在广场上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某些东西虽然逝去了，存留下来的，却都是美好的。

    荷兰作家米克说，“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与否，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名词：知名度，履历，销售业绩。如果你没有吸引足够的关注，你便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清高和孤傲，追求独立人格的艺术精神，已经被物欲横流的艺术市场所淹没……在艺术外衣里面，充斥着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元素。”听去似乎十分熟悉。中国作家们自然而然地叹息起当今文坛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中国文坛从来不乏好作家、好作品。缺少的，是一种合理的机制。

    滨海新区似乎是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新旧交叉的强烈对比。面对触目皆是的惊讶，游人坠入了“欲辩已忘言”的境地。颗粒无收的盐碱滩上变幻出鸟语花香的森林公园、环境优美的生态城，填海造地建起来的现代化厂房，令人惊叹人定胜天的丰富想象力。

    大沽炮台博物馆里，一尊尊锈蚀斑驳的铁炮提醒着人们铭记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天津港务局博物馆前长长的台阶上，镌刻着半个多世纪来见证过港口沧桑与辉煌的88位劳动模范和专家的足迹与姓名。汉沽农民艺术家的刻字馆，使人看到了经济大潮中对精神世界的坚守。小王庄村民翻舞的龙灯、飞叉，展示了活生生的民俗传承。学龄儿童在舞台上表演倒背如流的《弟子规》，颇令洋人们爱慕，却令我们这些懂得中文、因而不仅止于看热闹的华人生出几丝忧虑，文明是否真能失而复得？有些东西失去了，恐怕就难以重拾了。

    参观金融街的途中，米克对我谈起了刚刚收到的信息：荷兰的文化部长，据说是一个只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官员，最近宣布，政府将停止对所有文学杂志的经费赞助。米克的神情十分激动。因为与他息息相关的《向导》杂志惨遭殃及。这家荷兰最高档次的纯文学期刊已有175年历史了。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就需要一万份的发行量才能维持其独立生存。该刊的发行量而今降到了一千份。但即便如此，在荷兰这个小国也是难能可贵的。为了维护纯文学的生存，杂志社大量的编辑工作都要依靠像米克这样的作家在业余时间做义工来完成。荷兰的作家们正在等待着米克回去，共同协商如何向右翼政府提出交涉，抗议他们唯利是图的短见政策。

    中国文坛是幸运的。不论市场大潮如何冲击，总还有政府部门的倾力扶持。作家们也早都富起来了。外出参观时，看到有人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便对服务人员粗鲁地高声训斥，心里难过。不知这究竟是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的残渣余孽呢，还是新经济环境下对他人毫无尊重的暴发户心态所致。

    所幸，中华文明的精髓尚未泯灭，仍在以一种不事张扬的方式，默默地延续在我们的身旁，为这纷乱的色彩增添了一抹温馨的宁静。

    天津作协的赵玫轻轻说，自从1998年得到了第一个鲁迅文学奖之后，她这些年就不再申报任何评奖了。为什么呢？惊讶地得知原来还需要“运作”。而“运作”的庸俗早已亵渎了文学的真谛。为了心灵的洁净，她决定远离这喧嚣。

    《诗刊》原主编叶延滨说，因他不参加请客吃饭的活动，人们就认为他清高。早年在成都《星星》诗刊时，来了外地的作者，都是编辑部请远方来客吃饭，以尽地主之谊。到了北京，却发现倒过来了，每每要作者花钱请编辑们吃喝。“这种从穷人身上拿钱的做法，我心理上不平衡，很不习惯。”

    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贵族精神：关心的不是一己之利，而是普通民众的福祉。

    中国作家中只要还有拒绝吃请的人当政，津门只要还有吃不上饭也要刻字的艺术家们的栖身之地，耳畔只要还能时时飘过乡间小路上淳朴的歌声，祖国在我眼中的魅力就将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