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求学为天命

    纳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魅力，却一直萦绕、驻留在我们这些有幸师从于他的后学们的记忆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出版先生的作品选集，无疑是我们缅怀他、学习他、敬仰他的最好方式。

    纳忠先生1909年出生于云南省通海县一个回族家庭，1929年毕业于昆明高等中阿双语学校，1931至1940年在著名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9年，荣获大学颁发的最高学位——“学者证书”。1940年回国后，出任云南明德中学教务主任、代校长。1943年，他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担任教授，成为在我国高等院校讲授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第一人。此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外交学院任教。1962年，他奉调至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历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1月24日，纳忠先生因病在北京归真，享年99岁。

    纳忠先生以卓越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阿拉伯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他还笔耕不辍，共出版著述、译著、教材数十部。主要著作有《阿拉伯通史》（上下卷）、《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埃及近现代简史》、《回教诸国文化史》、《伊斯兰教的信仰》等；他还主持翻译了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八卷本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并译有《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教》、《伊拉克艺术》、《也门社会发展一瞥》等作品。由他担任主编的《阿拉伯语》（十册）等教材曾被全国各类阿拉伯语院校广泛采用。2001年，经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推荐，纳忠先生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奖”。

    1929年，云南回民创办了日后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刊物《清真铎报》，年方弱冠的纳忠先生在前辈的举荐下担任编辑。1941年他从埃及留学归国后，应邀主持该报编务。这期间，他还为刊物撰稿四十余篇。这些文章虽未曾结集出版，但对于了解纳忠先生的思想境界与学术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既充满青年学者的朝气，又体现了远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既反映出一位穆斯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又脱离了偏执、狭隘的宗教观。如在1929年的创刊号《铎报应负之使命》一文中，他指出了中国回民面临的当务之急：

    “改良回民教育，促进回民之宗教观念，灌输宗教知识，介绍世界新思潮，使之有稳定之主见，作坚决之信仰，具世界之眼光，作远大之事业。”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清醒意识到落后保守的东方伊斯兰社会与进取开放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

    “论思想，彼则积极图谋外张，我则随事皆主保守。论教育，彼则取法从新，力谋改革，而适应环境个性；我则因袭传统，死守绝望，而反逆潮流，摧残个性。论学术，彼则顺时代之呼声，循文化之需求，研究科学，发明物理，我则口不离念礼斋课，手不离五大册本，潮流时代皆不问也。呜呼！念礼斋课，固伊斯兰教中最重要之主命，而当然遵践之事务也。然此乃个人之私行问题，非伊斯兰教之经义仅此也。” 

    作为一位穆斯林学者，纳忠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特别强调求知对于伊斯兰教的重要意义，认为伊斯兰是注重理智、提倡学问的宗教。他在《求学是天命》（1945年）一文中写道：

    “感谢真主对于人类的恩惠，假使我们不读书求学，如何能认识大自然的奥妙呢？我们越有深湛的学问，就越能认识大自然的奥妙，也就越能利用大自然的宝藏，来为人类的生存谋幸福，为人类的文化求发展。我们对于科学之研究愈精深，参悟愈精密，研究愈广博，那么信仰真主愈笃实，认识真主愈真切，服从真主愈诚恳。因为这样认识真主是由知识学问得来的，不是因袭传统的。” 

    纳忠先生既是一位笃信教义、恪守教规的虔诚穆斯林，还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在他身上，虔诚信仰和爱国热忱得到了高度和谐的统一。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过《保卫国家是伊斯兰的信德》一文（1945年），其中写道：

    “说到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随时有国际间的强盗觊觎，想来夺取我们富丽的山河，抢占我们锦绣的地方，甚至侵犯我们的自由，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爱家，所以我们也要常常防备国际间的大盗。伊斯兰教最提倡爱护民族国家。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是自由，是独立。”

    另值得一提的是，纳忠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西方学界对伊斯兰教长期存在的偏见，即爱德华·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的那种话语方式：

    “近两百年来，欧西人攻击回教的方向，颇不相同：有些人虽多少忠于评论，然而既没有锐利的眼光，又未能完全摒除私见；所以不能对回教文化作一种真诚判断。有些人本来没有判断的学力，不能以公正的秤盘来衡量一切的事物，却信口而言，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见解，似是而非，离正确很远。有些人盲徇私见，固执于派别，以学术为幌子，藉研究之美名，对回教极肆污蔑。这样的著作家，实在是学术历史的罪人。”（《西方学者与回教文化》，1946年）

    身为中国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第一人，纳忠先生的学术地位，主要是由他关于阿拉伯历史的丰富著译奠定的。早在1948年，纳忠先生就出版了40万字的《回教诸国文化史》，标志着我国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上世纪80年代后期，纳忠先生开始撰写《阿拉伯通史》。动笔之前，他给自己提出了“尊重史实，不存偏见”的撰写原则，力争“写出一部无愧于后人、有中国人独特见解、与已有著作不同的一部精品”。在他看来，阿拉伯人撰写的史书，往往“详细记载战争的始末、帝王将相的谱录以及各个部族的变迁，而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活动和发展却涉及不多”。因此，《阿拉伯通史》在记述历代王朝的兴衰境遇同时，还以较多笔墨，阐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巨大成就及与世界文化发生的相互影响，并探讨了一般阿拉伯史书涉及不多或不愿提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部落关系，拜占廷和波斯与阿拉伯人的战与和，民族矛盾与民族融合等等。因此，这部史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述精辟的两卷本《阿拉伯通史》甫一问世，就广受学界好评。

    捧读纳忠先生的著作，尤其是他早年的作品，读者一定会对他的粲然文采留下深刻印象。不妨欣赏一段他在《回教诸国文化史》（1947年）中描述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达的文字：

    “皇宫之美，无以伦比，皇宫中央有御花园，苍松翠柏，绝世芬芳，有百鸟的歌声，有奇兽的点缀，苑宇之广，须行数小时，读《阿房宫赋》，差可仿佛。皇宫全部建筑，都用大理石砌成，外表的构造采罗马建筑的式样，内部的设置采波斯宫殿的规模，所有的墙壁门窗都饰以丝帘挂毯，室内陈设极尽美观，有中国的鼎瓶，有印度的装饰，一桌一椅，一物一具，都具匠心。尤令人叹赏者，宫殿中有许多枝叶扶疏的琼花玉树，上面垂着金果御宝，飞着朱雀翠鸟，珑珑活跃，翩翩如生，金光万道，璀璨无比。由宫殿的高楼，远远地看到江面的佳景，两岸树木成荫，掩映着江中如鲫一般的船只，又可以望四周礼堂的高塔圆顶，织成《一千零一夜》里面所描写的图画。” 

    如此优美、老练的文辞，并非出自文学家的妙笔，而是出于未届不惑之年、专攻阿拉伯语言与历史的纳忠先生笔下，这委实令人惊叹。先生绝佳的汉语言功底，在他的译作中也有充分显现。他的译作不仅准确严谨，忠实原文，还十分典雅简洁，试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中的片段：

    “沙漠地带生物稀疏，无论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较城市稀少；大部分的地方，差不多没有人类的踪迹，没有壮丽的建筑，没有广大的田庄，没有茂密的森林。沙漠地方的人，日对大自然，目无所障；烈日当空，则脑髓如焚，明月悠悠，则心花怒放；星光灿烂，则心旷神怡；狂飙袭来，则所当立摧。人们在这样强烈的、美丽的、残酷的大自然之下生活，心性未有不驰思于仁慈的造物、化育的主宰的。” 

    要知道，纳忠先生早在留学开罗期间就已着手翻译此书。其时，中国的阿拉伯文翻译“尚在萌芽时期，草创时期；既没有词书字典可供参考，又没有前人的译事可资借鉴”，因此不难想象，纳忠先生大量精美传神的译作，其中凝结着他的多少心血！

    著作等身、桃李天下的纳忠先生，用他笔端流淌了数十年的墨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也留下了一个的穆斯林学者的高贵形象。

    （本文是作者为外研社近期即将出版的《纳忠教授选集》撰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