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在苍生

    梁漱溟先生不是书斋型的学究，亦非耽溺于玄理的空想家。不是书斋型的学究，故一生勤思不辍，虽神驰八极，而孜孜致力的是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积劳积慧，一切心思围着它打转；并非一味耽溺于玄理，故交游政学两界，奔走大地，期期于身体力行，以裨益于“救国建国”。论学思，论行宜，20世纪的激越幕景下，梁先生均为特立独行者。这不，事过境迁，晚年叙往，老先生以“过来人”的亲历亲闻，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幅真切的历史。细数源流，化绚烂为平淡；娓娓声中，将风云归于掌故。其所留于后人者，岂止是浩叹！其之启发遐思者，更且超验了具体时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今年重力推出的梁先生晚年口述，所予后辈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苍茫画卷。

    先说梁先生的学思。自青年以迄暮晚，梁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期，也从来不曾着意于建构什么体系性理论。以其着力最著之乡建理论和比较文化为例，均非“为赋新诗强作愁”，毋宁，世上有苦难，心中存问题，笔下生风云。在他看来，纸面上染苍染黄易，行动中践履理想难。因而，其所著文，有感而发，激越于时代，并希望有所进益于时代。当其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朋友，一言以蔽之，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嘛！处此关节，自革命、君宪，到乡建、共和，而终归于宪政民主，梁先生的思绪随时代而流转，又独立于时代，时刻保持着对于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在予时代以开放性省思过程中，参与这个时代，并塑造着这个时代，而高自标立了一脉学统。因此，才会有中年立志，弃教职，奔乡村，自眼前的乡村建设谋长远之中国建设。才会有中年自觉，奔走于国、共之间，却绝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也才有后来突然爆发的“廷争面折”，而展现出一代儒生之凛然节操。说是“突然爆发”，可事后回视，因有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为凭，梳理脉络，其间之不期然而又有以然，更蕴藏着之所以然，早已是昭然若揭！因此，举世滔滔之际，梁先生慨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明为文化中国的始祖讨说法，实替当下众生要活法，昭示的还是缱绻于人生与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直道而已！

    也就因此，据本书记载，梁先生在与友人的对谈中自述，其之教学，力避只在讲堂上传授知识，毋宁，“我做教师是要与青年为友，在人生的道路上与青年为友，就是相互帮助，走人生的道路”。后世之人，曾以“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为结，总述老人的师道，赞美其生命形态，可谓触摸到了老人家的心思，而全盘道出其忧思。其实，古往今来，但凡开宗立派的大贤大德，莫不如此，非以六经敲门的书蠹所能理会。循此理路，不难理解，为何梁先生向访谈者坦言，他对于一位先辈名士的评价不高，盖因他不是一个“投身到社会里头去”，“一个能够为苦难的局面来尽心尽力的人”。毋宁，至多是一介风月之中的旧式文人。相反，梁先生自述一家父子两代“都崇拜梁任公”，直认“救中国非梁启超不可”。夫子教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可梁先生一生直声，不避刀锋，风骨嶙峋，真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则其臧否立现，自有源流存焉！进而言之，惺惺相惜，盖因他们同受儒家传统熏染，早将“天下己任”化为灵魂。故尔，观世变而怀不忍，悯苍生遂投袂奋起。仁智激荡之下，儒释一体之中，亦狂亦狷，痴心希望凭一己奔走感化大地。

    再说梁先生的交游。梁先生自述早年醉心革命，参加同盟会，“玩了炸弹和手枪的把戏”。稍后倾心君宪，复又坚认唯有议会民主才能救国。失望之余，经过将近十年的长期精神危机，“究元决疑”，暂安身心，由佛归儒，从此安身立命，“人生问题”遂有答案；35岁之后，学思渐熟，对于中国政治与宪政民主等一系列问题遂有定见，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而于“中国问题”找到途径。循此思旅，梁先生的交游横跨政学，贯通长幼，连接朝野，所谓夫子之“急急惶惶”，约摸如此吧。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剧，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反倒更见人情之常，而略窥时代烙于人性之迹，令人一唱三叹。比如，青年梁漱溟撰《究元决疑论》，一文既出，多方关注，梁任公居然携林宰平先生以及长子思成等一行四人，屈驾梁宅，谈佛论理，一倾心愫。其实，梁先生的人生起步，概多得力于先辈的慧识。上述《究元决疑论》发表后，梁先生倚文自荐，往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慧眼识俊，当即邀聘25岁的梁漱溟任教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七年北大教书生涯，亲历“五四”，并埋伏了与毛泽东超逾半个世纪的历史交集。

    说起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交往，这部口述文献多有记载。如北大同事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的两位共产党创始者，均为不世出之人。可作为北大同事，却瑕瑜互见，各逞其性。陈独秀一峰独秀，脾气大，爱骂人，“时常不太讲礼貌”，属于典型的血脉贲张、口无遮拦、天不怕地不怕的皖籍文士。梁先生回忆，教授会上，作为文科学长的他常常当面责骂理科学长、法科学长，虽说以致于“大家都怕他”，可能，结果是也都恨他吧。面对此等豪杰，连青年漱溟也“躲着他”呢！李大钊看似平和，实则激烈，平时洵洵蔼蔼，属于未爆发的火山，一旦时潮激荡，心潮翻滚，顿时滔滔。梁公描述，“实际上这个人很激烈。他有时候领导着学生到街上去游行，那你看他就不同了，他像疯狂一样，很厉害。”至于高岗，曾经的“东北王”，一度驻镇关外，手拥重兵，自发货币。新政权甫立旬月，梁公往访东北，当即预感，“我以为这个事情不太好办”，或者说，“公必有祸矣”，却也未料到，此君后来奉调入京，竟然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次第，留下几许悬疑，复添多少喟叹，而为大变革时代之诡谲澎湃，再加一则人身证据罢了。

    总括来看，无论致思还是交游，梁漱溟先生均秉救世之心，守独立精神，持悲悯情怀，以天下苍生为念，真所谓矣！由此，他的哲学与人生打成一片，知行合一，为我们演绎了一帧“最后的儒家”之绝世图景。本书既为梁先生晚年口述，则访者有心，幸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史料，万事遂如面前。编者用心，透过轻声慢语，重现百年时代风云。特别是书后附赠的光盘，节选了当年访谈录音，后世之人由此得以亲炙逝者心声。读者会心，重重往事过心底，万千兴衰在目前，则逝水年华原来都是人迹。

    末了顺说一句，两份梁先生晚年口述，均为美国汉学家艾恺先生笔录，而国人未有如此用力者。虽号复兴儒学，却赖汉学家有心费力，才为我们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心迹，遂又令人于喟然百年世变之外，不得不再生一重感慨矣！

    于清华无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