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耀出，崭露锋芒

    他总结了决定一本书营销成败的关键点：其一，信息能够达到的宽度和广度。其二，任何信息的传播都需要众多合作者共同完成。最后，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要选择利益相关者一同努力。

    从学界初入出版界，贺圣遂并没有感受到身份置换的压力。他谦虚地称：“从事出版工作前，在学术研究上我才刚刚起步”。然而，在“起步”的过程中，贺圣遂一直担任古籍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和教研室主任等职务，从事文化学术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学校的调任，也许首先就是因为，领导意识到他有从事文化生产管理的能力。在相识的朋友——葛剑雄、周振鹤、骆玉明、陈思和等著名学者看来，贺圣遂是一个能够理解知识和学问的人，而同时又是可以从事文化管理的人。

    基于自身的文化素养，贺圣遂很容易就实现了角色转换。但他依然觉得二者之间还是略有不同：“我原来的角色是参与从事学者们（包括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入出版业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我的角色转变成优秀文化的‘发现者和催生者’——发现优秀的作者和市场契机，协助作者创造出更能适应读者需要的图书，通过专业的编辑出版工作将优秀文化撒播出去。”而因为自身就是一个读书人，贺圣遂了解学界的状况，清楚每位作者擅长的领域。

    对于现在流行的一些说法，比如，“出版社的经营管理者，本身可以不是读书人，只要把出版社的规模效益做上去就可以了”，贺圣遂并不赞成。

    “出版史告诉我们，出版领域里面所有取得成就的人，既能发现优秀作者、编出好书，也能使优秀的文化产品传播出去，从而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出版人首要的品质就是热爱文化。一只‘梨子’是好是坏，自己先要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将‘可口的梨子’推荐给别人品尝。因此，我不相信不爱文化、不懂文化的人能够做好出版工作。”

    然而，贺圣遂还是感觉到“读书人”和“出版人”二者身份的不同：“过去，我只注意个人喜欢的书——为自己的专业或爱好读书。从事出版工作后——我是为读者读书，不再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评定一本书的价值。”贺圣遂认为，一本书满足了大众的需求，是好书，满足小众的需要，也是好书。关键是，要思考这本书有没有读者。 

    当然，对于贺圣遂来说，进入出版，他还要补上营销一课。就此，贺圣遂将自己称为“幸运儿”：“我一开始进入出版领域，就有了一个天赐的机会——营销《狮城舌战》。”

    其实，更大程度上，这个机会是一种挑战。其时，出版市场已经向买方市场转换。然而，贺圣遂把握住了机会。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使《狮城舌战》销售了40万册，复旦大学社因此声名鹊起。

    回想《狮城舌战》的成功，贺圣遂列出了三点原因：第一，“这是一本改变风气、广受欢迎的优秀校园读物”。第二，贺圣遂有很多媒体朋友，而在这本书的宣传方面，他得到很多帮助。这让贺圣遂领会到，在图书营销中，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很重要的。此外，信息的传播要多，要立体，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等的一体结合，都让他看到了宣传的功效。第三，这本书引起了新华书店方面很大的关注，“在跟新华书店的合作过程中，我理解到一本好书，可以用哪些流通手段使它走得更远”。

    比如，签名售书。当时，进行签名售书营销的图书还不是很多；比如，进大学做专题演讲报告；联络媒体的采访；作者与读者面对面地对谈，等等。在《狮城舌战》的推广中以上营销技巧都曾运用。贺圣遂至今仍记得当时读者的狂热：“容纳2000人的礼堂涌入了4000多人倾听辩手演讲；书店里的柜台被热情购书的读者挤碎、挤破，不得不出动武警维持秩序。”就这样，贺圣遂迅速切入了一个领域，在极短的时间里熟悉了如何编书以及通过哪些有效手段实现营销目标。

    他总结了决定一本书营销成败的关键点：其一，信息能够达到的宽度和广度。信息传播的时空范围越广，得到的销售机会就越多。其二，任何信息的传播都需要众多合作者共同完成。比如，宣传和实体的营销步子不能脱节，否则，大量的信息就起不到作用。所以，要和媒体及实体书店有很好的合作，“要研究如何利用相关的组织力量，让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最后， 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要选择利益相关者一同努力。“大家的目标越一致，信息传播的效率就越好”。这些，都是贺圣遂的肺腑之言。

    在出版实践中，有一些图书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地毯式宣传，效果往往一般。对此，贺圣遂一针见血地指出：“《狮城舌战》的宣传当然是成功的，可是如果《狮城舌战》不是一本好书，也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有些产品不值得这样花心血。”贺圣遂认为，图书内容是最重要的。同时，要准确地选择图书信息传播的对象。 比如《狮城舌战》，定位就是给大学生和中学生读的，“假如我们传播信息的对象换作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1996年，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使得复旦社在社会上影响更大。策划人贺圣遂敏锐地感觉到，这样一部认为“文学是讲人性的，文学的发展是人的感情、心灵丰富的发展过程”的文学史，是对此前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强调人民性、阶级性，源自苏联的翻版的文学史教材的“推翻”和“打倒”，是对文学本性的“张目”。今年4月，由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井上泰山主译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在日本的出版，意味着建国60年来中国学术界最高规格的文学史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该书韩文版也将在半年后陆续推出。

    仅当年，《中国文学史》“洛阳纸贵”，销售出7万套。复旦社像新星耀出，开始展露锋芒。

    然而，从1997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却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事业发展的一个高潮似乎过去了。出版市场竞争日趋严峻，大学出版社的分化也由此拉开序幕。少数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大力采用企业化管理方式的出版社迅速脱颖而出。但是复旦社仍未能踏准节拍，有些不必要的人事矛盾也影响着事业的前进……，复旦社发展的步伐不仅止步不前，还出现了衰退，销售码洋和利润都有所下降。贺圣遂虽然有广阔的文化视野、饱满的出版热情并深谙复旦社发展之道，但是因为是副手，也无能为力，只有“看在心里，急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