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十载 人文强社的崛起

    自2000年以来，整整用了十年时间，原本面目模糊的复旦大学出版社，一跃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重镇，国内一流高校教材的基地之一，一批人文社科读物精品更是将复旦大学社的社会声誉推至业内瞩目的境界。

    同时，自2000年以来，尽管略有起伏，但复旦社的销售额和利润以年均15%的速度攀升，尤其是，这样的数字是建立在“学术文化出版”的基础上，不由让人在打量复旦大学出版社时，更多了几分感佩。

    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践行出版理想，坚持文化出版志业？也许，复旦大学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典范和标本。

    认识贺圣遂的人，首先都会感慨于他对出版的激情，和对思想与文化的执著。

    1993年，时为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的贺圣遂，奉命调入复旦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从此开始了与学术经历完全不同的出版生涯。十多年来，他也曾经遭遇波折，但并不妨碍他将生命的热情全部倾注到他以“理想”称之的出版事业上。自2000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以来，贺圣遂及其同仁经过不懈努力，使原本面目模糊的复旦大学出版社，一跃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重镇，国内一流高校教材的出版基地之一，同时《狮城舌战》“南怀瑾著述系列”“悦读经典一百句”《我们的国家》“裸猿三部曲”“西方数学文化理念传播译丛”“现代作家精选本”“复旦大历史系列”（包括易中天《帝国的终结》骆玉明《权力玩家》等）等一批人文社科读物精品相继推出，更是将复旦社的社会声誉推至业内瞩目的境界。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贺圣遂早对出版活动的本质进行了透彻而深度的思考。他说：“我始终呐喊、坚持出版的文化品位，崇拜、赞美那些在精神生活领域能够开拓出美好境界、培育出优秀成果的作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并通过自身的编辑、出版活动尽一切尽可能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泛的读者。” 

    “如果我们不需要意义，而将我们的劳动和工作简单化为一种直接的市场交易和产品交易，就有可能把交易看成最本质的东西，首先考虑的不是提供的产品好不好，而是产品能得到多少经济回报。我认为后者是生意人的品质，不是出版人的品质。”

    这并不意味着贺圣遂不懂经济。事实上，他踏入出版社的第一刻，承担的就是销售和营销管理工作。他以出色的营销实绩，跨越了这一重考验，赢得了全社上下的信服。2000年以来，尽管略有起伏，但复旦社的销售码洋和利润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攀升，前者由7000万元提增到超过3.3亿元，后者由600多万元增长到3300万元，流动资金平时有7000万元，年底最高可以达到1.2亿元，对于一家150人（相比2000年，员工人数仅增加了50%）的出版社来说，确实是非常良性的结构。尤其是，这样的数字是建立在“学术文化出版”的基础上，不由让人在打量复旦大学出版社时，更多了几分感佩。

    对于贺圣遂而言，他的生活一如从前，没有改变。他衣着简朴，不讲究饮食，他常常选择火车出行，至今仍住在学校分给他的80多平米的校区宿舍里——很多员工都住得比他好。

    对贺圣遂而言，这些不过是身外之物。接踵而至的韬奋出版奖、“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等荣誉，也是意外之喜。将复旦社形塑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出版高地与标杆，为作为出版根基的文化内容呐喊和呼吁，这才是他一生痴迷的事业。

    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践行出版理想、坚持文化出版，也许，复旦大学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典范和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