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存高远，践行理想

    行业的舆论很容易被“大鳄”们绑架。而当一方的标准成为唯一绝对标准时，整个行业的噩梦也许就开始了。

    有了持续的经济保障，复旦人开始践行自己的学术出版理想。通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旧五代新辑会证》、“名家专题精讲”、《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历代文话》、《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名家三十年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等等的出版，复旦学术著作的整体效应开始彰显，复旦社的原创学术出版重镇的形象，越来越广为人知。更重要的，藉由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广泛影响，复旦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版权输出工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许多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和文化读物都输出到海外，并受到欢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骆玉明教授著《简明中国文学史》，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樊树志著《国史概要》，汪涌豪著《中国游侠史》等多种图书以英文、日文、韩文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地出版，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做学术精品的时候，复旦人也有自己的步骤。首先，以复旦为平台、以复旦学者为核心，打好这个基础，吸引全国的精英来参与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建设。

    在如何把握和孵化优秀学术著作方面，贺圣遂更有自己一套关于“出版工作者”的理论。贺圣遂经常在社里强调，作者是“上帝”，出版者是“选民”，作者可以选我们，也可以不选我们。如果以为作者要看出版者的脸色，那就错了。他经常和编辑说：“我最害怕你们出去吃请，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请吃。‘吃请’，一定是受人之托为人出书，而一般而言，这样的书稿乏善可陈；‘请吃’，是编辑自己花气力为某一选题寻找到了最优秀的作者，是能写出动人篇章的合适人选”。其中，编辑的个人素质非常重要。一个优秀的编辑人员必须具有慧根，慧眼，慧才。所谓慧根就是敬仰文化，热爱文化，有悟性。所谓慧眼就是有文化鉴别力，能从众多的书稿中发现最有文化价值的书稿。所谓慧才，就是要有对书稿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要能够完善作品，提升作品，并用完美的形式推出作品。其中慧根是最重要的。出版是一个非常需要激情、想象力、创造精神，个性化劳动的工作。出版人如果没有崇高感、荣誉感和创造精神，就不可获得真正的成功。复旦社在确立选题意向时，很多产品基本上都没有踪影，只是专家们的一个构想。通过长期跟踪、忠诚服务，优秀的编辑基于自身的业务素质，能够帮助作者找到文化聚点，起到启发、辅助和催生的作用。

    贺圣遂坚信，优秀的文化产品一定有文化层面的价值和稳固的读者，同时也必定能体现经济价值。只是在文化产品产生的过程当中，出版社有义务把这个文化产品做得足够精致，足够好，并且有能力将这些文化产品介绍给需要的人。

    所以，对于业界的一些看法，比如“坚持在学术文化领域，不利于出版社大规模的扩张”等，他不敢苟同。事实上，在他看来，出版业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出版社什么都想做，不愿意走专业的道路，从而将出版的很多本质特征模糊了，稀释了。同时，图书产品制造的过程不够认真不够严密，精心呵护的产品太少，从而使图书太多、太滥，导致读者无法选择。同时，他认为，中国出版最严峻的是市场流通的问题。

    “那么多品种，但是我们的流通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专业书店很少，真正热爱和懂得图书价值的书店经营者太少；有效的信息传播太少。以上诸多因素造成有效供应始终不足。”

    所以，“与其扩大规模，我更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我不相信不讲品牌、不讲质量的文化产品，仅仅靠规模就能够得到持续的扩张和永续的发展。但不扩张不代表我们不做强，也许我们正因为想做强，我们才不扩张。能不能做优秀的文化产品，这是文化企业发展的前提”。

    小有小的好，大有大的好，文化领域更需要百花齐放。海战中，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甚至鱼雷快艇，它们大小不一、功能不同，但是目标都是战斗的胜利。“我一向主张出版应该是多元化的，我希望我国的出版社具体分析各自的优势与特点，把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出来。出版社的经营目标不应该一刀切，应该有不同的层次：有商业出版优势的出版社尽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商业出版，而有文化优势的出版社就应该利用好自身的文化资源，多出版一些严肃的、厚重的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优秀出版物。”贺圣遂的忧虑是，行业的舆论很容易被以经济规模论成败的“大鳄”们绑架。而当一方的标准成为唯一绝对标准时，整个行业的噩梦也许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