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仍大有开拓空间

    或许因为过去读书时代将基本史料大致浏览过了，所以这些年我最关注且用时最多的不是基本史料，而是新书。反正现在课题费也比较多了，而且课题费也只有用在买书这类事情上，所以，但凡我感兴趣的新书，我都会网购回来看，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别人正在做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

    最近这几年，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晚清，期待能够重建晚清的历史记忆，已出版的有《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1911年中国大革命》、《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将要出版的还有《1895年大梦初醒》、《晚清二十年》。因此在过去这些年，我比较关注晚清史料的发掘和应用，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我一般都会买回来。比如最近买的这套《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是章开沅先生主持的一个大项目，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虽然出版了好几年，但学术界似乎重视不够，这里面所蕴含的信息还没有获得充分揭示。

    过去我们一直有个看法，以为1950年代由中国史学会牵头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差不多已经为近代史的研究搭起了基本框架，许多人都说有多少外国人依据这套书获得了博士学位，意思是近代史资料已经没有多大开拓空间了，现在读读章开沅先生这套书，就发现我们过去好像坐井观天，太夜郎自大了。从这套史料书引申出的感觉，像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可能还应该在史料发掘上下功夫。这套资料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个人兴趣在于其中翻译的一些外国人档案，这些档案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动，比如1911年中国政治变动，就很有帮助。国际社会对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观察，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所能凭借的主要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英国蓝皮书中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等有限资料，这套书的第六卷提供了日本外务省档案，第七卷提供了法国外交部档案，第八卷补充翻译了英国外交档案，这些新出资料对于重建辛亥记忆意义重大，过去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看来都值得重新研究，比如过去许多著作都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没有急于回国，是忙着在外面筹款，现在通过这些新资料，就很容易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西方国家此时并不把孙中山当回事，并不认为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能够有效控制中国局面，因而也就不可能给予全力支持。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两边下注，一面应付革命党，一面又对清政府保持外交上的同情。

    另外，中华书局去年出版的《许宝蘅日记》也值得注意。通常，我们讲晚清史，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很多故事的基本线索大致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给我们框定的话语模式往下讲，即在清廷当中，存在一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坚定的反对派和保守派，和一个以光绪帝为首的改革派。甲午战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戊戌变法，帝党主改革，后党主反动，甚至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囚禁皇上。到了1901年新政开始，皇上只是傀儡，所以到了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一天之内相继去世，都被解读为一场阴谋，直至现在依然成为晚清史的基本主轴。其实，这个故事脉络是有问题的，梁启超本人当年就承认他和他的老师这样说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后世许多史学家不太明白，挖空心思为他们师徒进行论证。从《许宝蘅日记》我们可以看出，在晚清并不存在两个领导集团，人家母子同心一起治理着国家主持着朝政，即便到了1908年光绪帝病危，也看不到什么阴谋。许宝蘅的记载大约是晚清真相，因为我们知道光绪帝、慈禧太后的遗诏及许多上谕，都是许宝蘅起草的，他是知道朝廷一些内幕的。如果朝廷真有什么阴谋的话，许宝蘅不会不在这部日记中有所透露。

    晚清史还有一个悬案就是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根据康有为等人阴谋论的说法，这就是因为袁世凯1898年出卖了维新派，陷害了光绪帝，所以待摄政王上位，就公报私仇。这个说法也是多年来始终得不到澄清，且越说越邪乎。其实根据许宝蘅日记及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袁世凯足疾由来已久，慈禧太后、光绪帝活着的时候就因此请过病假，至于后来被开缺回籍养疴，真的没有什么阴谋在，更不存在公报私仇。由此也就可以重新理解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整个晚清史就不会被一个接着一个阴谋所笼罩。

    我们已经与阶级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渐行渐远很多年了，但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好像还比较相信阶级冲突，相信阴谋论。于是近代史的许多问题至今都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晚清政府成了卖国政府，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犹如水火不相兼容。假如晚清历史真的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那些与两宫有密切接触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那桐等人的文献中求得证明呢，为什么一直要靠那些野史笔记去论证呢？

    许宝蘅在日记中明明白白地记录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母子之间的恩爱和日常事务，类似的细节，关系到今天我们对晚清史的认识和定位。晚清史的重建，可能需要剥离掉康、梁加给我们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无论清廷后来垮台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在清廷内部，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有两个领导，更不存在一个完全扼制另一个的情形。我个人觉得，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用常人的心情而不是用阴谋论去解读历史。假如我们继续以三流的智慧去解读历史上一流人物的阴谋，那么前人无法认同，后人无法理解。后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新史料有助于晚清历史的重建，这是国家清史工程这几年最大的贡献，我们期待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以及义和团战争等一系列新史料的出版，只是价格不应那样贵，像《李鸿章全集》定价几万，这就有点将公器变私器谋取私利的嫌疑了。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