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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5月18日 星期三

    以全息的方法还原先秦诸子的生命印迹

    龙其林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5月18日   10 版)

        《老子还原》,杨义著,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一版,25.00元

        《庄子还原》,杨义著,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一版,23.00元

        《墨子还原》,杨义著,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一版,21.00元

        《韩非子还原》,杨义著,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一版,22.00元

        杨义先生新近出版的“诸子还原”系列《老子还原》、《庄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和《墨子还原》四书,全息性地还原出了诸子的生命存在、思想演变和情感状态,揭示了诸子生平、思想和著作的30多个千古之谜。

        杨先生以文化还原为旨归,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重新触摸他们的生命状态、生命过程。在方法论上,他特别重视学术源流的厘定与生命过程的把握。

        关于《老子》五千言作于何时,历来争论不断,难有定论。杨先生在《说苑·敬慎篇》中发现了《金人铭》铭文内容,其与《老子》在“慎言”、“卑下”和“守雌”三个方面的思想存在着惊人的一致,而“守雌”更是带有老子个人标志的用语,甚至铭文中的“强梁者不得其死”、“莫能与之争”等语句与《老子》中的句子完全相同。对于这种相似性,杨先生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以精于礼仪而闻名的老子是具有资格参与铭文的拟定的,因而使《金人铭》中保留了较多的老子生命痕迹。不仅如此,杨先生还巧妙地利用叔向在《说苑》中对于《老子》的引述和《老子》单篇别行式由周入晋的传播路线,慎密地推论《老子》的成书时间:“如果以叔向引述老子简文的时间——公元前514年以前,以及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时间——公元前511年为基本标记,往前后各延伸两年,那么老聃在洛阳思考‘道德之意’,并随时记录自己的思想,著书上下篇五千言的时间,大抵是公元前516—前509年。”这样,有关《老子》成书的时间问题就有了新的结论。

        关于墨子里籍问题,《史记》、《汉书》记载模糊,后世更是难有明确界定。而杨先生依据墨子文本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真实信息,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墨子对楚王说,自己是‘北方鄙人’,那他就不是楚国人,但是哪国人,他也来了个‘模糊’。他‘出’曹公子于宋;止楚攻宋之后,‘过’宋而未被守闾者接纳,那他就不是宋人,在宋地无家。他又说,‘南有荆、吴之君’,加上吴国,说明他所在北方偏东。‘北有齐、晋之君’,那么他所在不是特别靠北,加上一个齐国,说明这不甚靠北的地方偏东。‘东方有莒之国’,那么他所在,为莒国正西,也就是鲁国的‘南鄙’那些附属小国。”

        杨先生还从思想家的起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意识出发,将诸子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具有阶段特征的生命个体,解决了许多前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通常将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视为伪作,理由是这两篇与其思想存在较大差异。杨先生从此两篇文章中韩非对儒学核心观念的态度、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尺度、关于民心民智的思想等方面着手,指出韩非这一时期的思想的过渡性特征:“这是韩非思想初成之后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韩国公子在青年时期探求学问,经过初步接受申不害、商鞅的法术思想之后,朝气勃勃地超越原有的法术思想的原教旨倾向,而以当时盛行的黄老之学作为思想资源,把自己的学理所得置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进行反思与辨析。这时他的法术思想还是开放的、动态的,带有过渡阶段的非纯粹性。”杨先生不是从凝止的过程看待诸子,将他们视为从初始阶段就趋于固定的成熟思想家,而代之以动态的过程观,看到了诸子的生命流动和思想演变轨迹,从而寻觅到了破解韩非思想的生命密码。

        为了在颇为有限的文献资料的条件下还原诸子的生命轨迹和情态,就有必要采用各种方法和材料进行辩驳、验证,以期获得捕捉他们留存于材料中的隐性生命痕迹。为此,杨先生提出了一种“全息”的研究、考证和阐释方法,希望能从立体的角度反观诸子。对于这一方法,他有如下说明:“所谓全息,起码应该包括诸子书的完整真实的文本与诸子全程而曲折的生命,以及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所构成的全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源之间相互参证、相互对质、相互阐发、相互深化,用以追踪诸子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问道欲望、述学方式,由此破解诸子篇章的真伪由来、诸子思想的文化基因构成、诸子人生波折在写作上的投影、诸子著作错杂编录的历史过程及具体篇什的编年学定位。”

        例如,历代对庄子的生平存在着一系列的疑问,如庄子作为漆园吏却能与诸侯将相进行略带傲慢的对话,楚国派使者请他担任要职也遭到拒绝,在官学体制的贵族教育中庄子却能够获得令人惊诧的知识,等等。杨先生从上古姓氏制度着手,结合《史记》、《通志》的记载,并与楚威王欲聘庄周的史实相对照,分析了庄氏出于楚庄王的家族渊源;接着作者综合楚国国内的政治变故与《吕氏春秋》记载的庄氏家族的逃亡路线,以及《庄子》中的楚国故事、民俗信仰,指出庄子家族于楚正是有国难归的流亡贵族。这一发现很好地解决了庄周身份与思想中的系列问题:作为流亡蒙地的贵族,庄子有可能通过家族传递的方式获得文化教育的机会,从而在“学在官府”的时代中渐成大才;庄子家族逃亡蒙泽湿地,却始终对故土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因此庄子在其著作中保留了非常多的楚民俗风情描写,如丧妻而歌、楚国故事中的神奇色彩、南国情结、大鹏意象等;庄子也只有凭着流亡贵族的身份,才可能与诸国的士人、官员交往,也才有可能因为许多亲友的关系存在获聘于楚的机会,“也惟此才可能发生楚王派使者对流亡公族子弟访聘之时,庄子因难忘家族破毁的记忆,难以拂去楚国的诛杀对庄氏家族留下的心灵阴影,不愿再做政治斗争中被推上祭坛当牺牲的牛,宁可当个在泥淖里拖尾爬行的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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