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经验

    彭秀良的《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一书尽可能客观地梳理了近代中国从事社会工作的团体和个人的献身精神，打破了以往人们在这一领域的某些片面认识。比如，在中央政府弱化的民国早期，民间力量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中坚，外国传教士、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等都抱着普济苍生的心愿在不同的领域开展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也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充分信任。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实施的难民救济、军人救济和学生救济措施等都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大业。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最初由英美国家产生，由外国传教士引入中国，到后来宗教色彩逐渐淡化，民间的和大学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慢慢显现，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技术越来越占据上风，及至1940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社会工作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开花结果，成长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制度安排，社会工作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

    《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审视社会变动，透过存留下来的历史档案、民国期刊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勾勒出了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从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社会立法等多个方面揭示出民国社会工作的神秘面纱，把上世纪50年代以前已经积累下的相当丰富的本土化经验挖掘梳理，历史钩沉，为我们认识那个未曾引人注目的历史领域开辟了路径。他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有两大源流，一个是外来的专业方法和技术，一个是本土的传统经验和做法，他说是二者的合流催生了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萌发。他惋惜，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社会工作也许会保持住旺盛的发展势头，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找到一条可行之久远的道路。他认为，政府的干预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强大助推力，但要协调政府干预和机构自主之间的关系，因为官民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合力，才能将社会工作的局面做大做好。

    读《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不空发议论，不做无把握的推断，不刻意求新，哗众取宠，而是勾稽史实胜于立论建言，以丰富的史料撞击读者的心扉，以客观事实引发读者对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兴趣。目前，上海、深圳、广州以及汶川等地的社会工作如火如荼发展良好，但我国的其他地方却进展甚微，总体上说，社会工作覆盖面依然狭窄，社会慈善事业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质疑和问题，社会工作实践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尤有甚者，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教育界和实务界人士一面高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口号，一面又在拿着国外或港台地方的经验在内地铺陈，殊不知我国在早上个世纪就已经积累下了相当丰富的本土化经验和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彭秀良的《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生逢其时，应合了社会这方面的需要。从另一方面说，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历史此前尚未有人进行过全面的整理和书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都有必要认真研读历史。《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让我们感觉到了作者试图构筑一个全新的民国专门史体系的初衷以及史或史料的风貌与价值，他的努力自然就成为以后这方面工作的某种先驱。至于书中的种种不足之处，我想也不必苛责，容待作者继续努力弥补，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