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来自成都的女诗人、《星星》诗刊副主编靳晓静和另一位川籍女作家顺访唐山,本地诗人东篱先生出面做东,约我和其他几位诗友作陪。彼此虽是初次见面,但2008年的那场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早已拉近了四川和唐山的感情。恰巧,当时电影《唐山大地震》正创造着日进斗金的票房辉煌,于是餐桌上的话题,渐渐集中于两次地震的比较,大家谈得如此投入,以致一桌子佳肴竟鲜有人动筷。
因我当年在唐山大地震中截去右臂,有着切肤之痛的感同身受,大家自然地将更多言说的机会让给了我。在此之前,得知马智女士在征集纪念“汶川大地震”三周年文稿。席间,我便不揣冒昧地向两位经历过“5·12”的女作家约稿。让我感佩的是,一直专注而沉静地听我讲述以往地震经历的靳晓静老师,当场慨然领诺。而我也在马智老师的鼓励下,交上了记述绵阳摄影家李贫的稿子。无意中,自己有幸参与了《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汶川大地震冲击波》两本书稿的撰写。
自“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生活的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仿佛已不堪震魔的骚扰,强烈的多发性地震,频频威胁着人类生命与安全。青海玉树、海地、新西兰、日本接连发生强烈地震。特别是不久前发生的日本地震-海啸-核辐射巨灾在电视上展示的恐怖场景,让人感觉真如同电影《2012》的再现。
如果这种不可抗力的自然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迫在眉睫的灾难教育就尤为必要。如何防震避险,如何抓住瞬间即逝的逃生机会,如何学会保存体力呼叫救援,如何针对因地震造成身体伤残以及失去亲人的受灾人群开展心理救治,都需要活生生的个体生命案例向世人讲述。
如果说5年前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侧重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那么《汶川大地震冲击波》刻意凸出与关注的则是“灾难后效应问题”。在《汶川大地震冲击波》这本书中,40多位作者写出了关于“人与灾难”的一系列思考,也记录了人们对灾难的回应:当“5·12”地震发生后,冯骥才呼吁民间文艺工作者尽快赶往四川灾区、共同参与羌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翟永明亲自驾车,冒着余震,将女性卫生用品送到灾区的同胞姐妹手中,又在稍后一段时间里,辅导灾区少女写诗,用诗歌来帮助他们重建生活的信心;靳晓静利用自己一级心理咨询师的专长,对创巨痛深的震后灾民进行心理救助;李贫则将自己的镜头聚焦于极震区北川浴火重生的历程,他的一组照片《中国四川5·12大地震后的北川》荣获第五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战争灾难等突发事件类新闻组照”银奖……
时光飞逝,眨眼间,汶川大地震发生已三周年。昔日被震魔撕裂的地方,还要靠活着的人一针一针缝合起来。带着隐痛往前走,对每一生者而言,都别无选择。
(作者为《汶川大地震冲击波》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