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耶林

    耶林（1901―1934）是“左联”作家，后来却很少被人提到的。

    记得当年丁玲在《北斗》杂志当主编的时候，耶林在《北斗》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村中》的小说，后来丁玲把耶林给她的三封信和在《北斗》上的读者来信以及答“E.L”的信，一并发表了，此外她还写了一篇《附记》。这是一桩几乎被人忘掉的“文案”。

    《北斗》第3期发表有一篇署名“读者之一”的致编者的来信，信的作者即“读者之一”就是当时“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耶林的信是批评《北斗》第一、二期的一些小说的，他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什么“不正确的倾向”？耶林说其中几篇的取材对象，是“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小资产阶级性”，是当时的一种“批判话语”，当然是有着针对性的，后来也是我们所稔熟的。耶林几乎对《北斗》的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比如凌叔华的《晶子》，他以为《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让人没有晦涩的感觉，却毫无意识可言，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社会与之不会发生任何冲突，或许这就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了。此外耶林还批评了冰心、徐志摩等的诗，他说：“诗多旧派，倾向太坏。”耶林还希望编辑能够重视文学批评的专栏，所谓“批评给予作者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其实丁玲就是从“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而走向了“十足的无产阶级性的”，这从丁玲创作《水》等的作品就可以看出那苗头，当然，这一过程不会是直线的，编辑《北斗》或许就是这必要的过程的一环。耶林来信的意思，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此前他就曾以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给丁玲写过三封信，那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他看了有感而发的。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们每礼拜有一次集会讨论有关文艺问题，“我们讨论过林风眠、郁达夫，日后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写出来，寄给《北斗》”，所以批评《北斗》，也是他们集会讨论的一个结果吧。那时的“左联”，已坚定地走在阶级斗争的道路上，而就耶林来信被发表之后，《北斗》对“灰色”作家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比如笔名“司马今”即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就是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文章说：“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那么，说说耶林吧。他原名张星芝，字鹤眺，又名张眺、叶林，山东潍县人，他早年在山东济南、青岛、潍县等地习画，期间还开过画室，做过中学教员，还参加了共产党。1929年春，耶林跑到杭州，在杭州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学西洋画，并在同学中传播进步书刊，组织左翼文学团体的“泼波社”提倡“普罗文艺”，又参加了杭州的“一八艺社”，最终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于浙江省军人监狱，好在校长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为之担保，使他得以出狱。1930年4月，耶林前往上海，不久即参加了上海“美联”和“左联”，当时他还在《巴尔底山》发表了《想对“左联”说的几句话》的文章，提出盟员应“极力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左联”除参加文化斗争外“应该更进一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者”的希望等。此后他还担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长，并与冯雪峰等共同组织和领导了“左联”和“社联”下属的“暑期文艺补习班”，担任教员，主讲“大众文学与艺术”等，又组织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

    1933年1月，耶林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在同年3月的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部长，负责赣东北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1934年初，苏区的闽浙赣省发生“肃反”运动，耶林被杀。

    耶林如何潜往苏区，如何被人诬陷，如何被左倾的“肃反”所杀害，等等，详情皆已不查，当年上海的“左联”同志如冯雪峰、丁玲、阳翰笙、楼适夷等，其生前都曾设法打听耶林的情况，可是都由于事隔多年，也不便调查，只能不了了之，“留下无限怅惘”（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特辑）据说后来烈士故乡的中共山东潍坊市委进行了调查，对耶林作出了“恢复党籍，恢复一切政治荣誉”的决定。

    作为作家，耶林的一个意义是他是最早描写工人的中国作家之一（见其作品《在月台上》、《村中》），胡风还曾写过对他的小说的书评，那是分别描写东北善良的农民遭受日本人欺骗以及上海“一二八”战役中上海工人支援守军的小说。这些作品，现在大概很少有人去看它了。记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烈士故乡的代表田仲济先生曾写过一个报告，最后由周扬、丁玲、李可染等签名，他们建议出版一本《耶林纪念文集》，这本书后来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也很难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