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因为这本书,想到口述史的一些问题。《上学记》读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这大半辈子,除了上学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经历,因此对《上学记》感到很亲切。当然,每一代人上学的经历都不一样,学校里讲的东西也不一样,时代背景也不一样,连口气都不一样,比如几何学讲什么叫“点”,过去说:“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
何兆武先生说,读书并不一定要有很实用的目的,就像游山玩水一样,归来以后内心感到满足就好。读《上学记》就是游山玩水。游玩的感想是散漫的,以下都是些随感。
《上学记》是口述史的一种,关于读口述史,我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很有意思。
第一,口述史往往是活人讲隔代的故事,讲述者多是前面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过去有句话:白头宫女话玄宗,那其实是很有趣味的,这种机会并不多。通常以为隔代是很陌生的,人、事都早已远去,但忽然有些老人把隔代的故事讲出来,这种时代穿透便很有魅力。由于时代转换,很多东西都变得神秘,但活人可以将不同的时代贯穿起来,让生气贯通,给人有血有肉的历史感,让你从一个更大的时间中来体会生活本身,以及生活背后的变迁。因为是活人讲述,这就和读那些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教科书不一样,通过当事人口述的形式,你可以体会和感受隔代有声有色的故事。这是口述史非常有价值、有趣味的一点。
第二,口述史是一种最有可读性的历史叙述形式。读书需要有愉悦感,尤其是读历史。一般历史学家的叙述都是顺着概念走,理论性很强,但愉悦性大为降低。有人要把历史变得生动有意思,于是出现了演义。演义虽然读起来很有趣,但真实感却丧失掉了。而口述史则没有前者的概念化,也没有后者的演义化,既保持了真实性,又有愉悦性,历史感还很强。大胆设想一下:在史学家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外,如果还能够读到刘备的口述史,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读物!
第三,口述史是小道理管大道理。通常的历史叙述,是大道理管小道理,是大道理历史或大话历史。口述史则多是一种小历史(当然大人物的口述史也很大),说的都是小话。在小话历史中会讲很多小道理,但在阅读这些小道理历史、小话历史的时候,我们却有用小道理去纠正原来那些大道理的乐趣。关于“一二·九”运动、西南联大等,我们知道许多有关大事件、大道理,但这些大道理是不是就不可动摇、不可修补了呢?其实不是。那些大道理如果僵化了,就不对了。我们读了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一些生动的小事情、小道理激活了那些大事件、大道理,甚至修订增补了那些大道理。所以,读口述史,是反过来,小道理管大道理,那些小话、小事、小道理不断帮助我们修正原先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大认识。
举个例子,像读《尚书》,里面全是古代最大的道理、最大的大话,全然一部大话历史。但我们要认识周代的历史,绝不会甘心停留在这些大道理的层面上,我们总要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修正它。只有增补修正了以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理解西周时代。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各种材料,哪怕是一只铜戈,半块砖坯,都可能修正《尚书》中的威严大话。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小道理,是实实在在的,是符合事物自身情理的,我们不妨用这些材料去推演大历史,这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认识历史的方式。特别是有些大道理,原是在特定情况下被形成,被认定的,本质十分偏颇,这就更是需要用真实生动的小道理去修正它。小道理在哪里呢?口述史中就有很多。
前不久,我遇到一位退休老职工,聊到他哥哥。他哥哥是工人,一辈子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却在1957年被定为“坏分子”。道理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先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后来上级指示工人一律不划右派,于是就改为“坏分子”。这倒好,当右派的后来被摘了帽,坏分子却不那么容易平反。我还听说过一个划右派的事情,某个基层干部因完不成本单位的右派指标,就按照当时抓工作的习惯,“算我一个吧。”结果倒了20年的大霉。我们从“大”的方面都了解当年的右派问题,但如果没有这些“小”的情节的支撑,大历史只是个空概念。
最后,要感谢为口述史贡献力量的人们。口述史有它特殊的成书形式,许多老人已经没有精力体力了,需要年轻人帮助他们记录整理,这样,办不成的事情都办成了。这种形式值得推广。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