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眼中的法律与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兴起，这股风潮直至今天仍方兴未艾，相关论著不断涌现。赵旭东教授的《法律与文化》一书，无疑是近年来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上佳之作。作者以深厚的人类学、社会学功底，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思想，法律与习俗，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亲属与财产、法律与社会控制、纠纷解决、互惠与公平、差序正义、调解优先、报应的宇宙观等观念与现实，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解读，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该书主要有如下一些特色：

    首先，资料非常详实。作者充分发挥其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特长，几次奔赴河北赵县东部的李村作田野调查，通过档案考察、实地勘察、入户访谈等多种形式，获取了一批非常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了李村自1948年至1995年47年间发生的各种纠纷一百余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纠纷处理的后续情况。这使整个研究建立在较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堪称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典范。

    其次，该书运用了人类学的整体论的观念，将社会看作一个网络，任何人不可能游离于这个网络之外，因此，考察乡村的纠纷解决，就会发现，纠纷的产生及解决的方式都与当地的婚姻安排、家族势力、法庭、村政府以及村庙的仪式活动等社会制度相互联系在一起。故不能将纠纷及解决看作仅仅涉及权利义务，或利益分配的法律问题，而是涉及诸多因素的社会问题。这样，研究的对象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李村”，但由于采取了整体论的“深描”研究方法，使其具有了一般理论的价值。

    再次，该书十分注意观照中国国情，着眼于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兴起于西方，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这种源起于西方学者对原始人与社会的研究，其最初的参照系无疑是西方的文明。但该书的研究试图破除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转而深切地关注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作出完全中国化的研究。这样的思路，体现在对乡土中国差序正义的解读上，体现在互惠原则下普通中国人的公平观的解析里，也体现在基于“报应”观念的中国式审判的描述中。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研究取向，使其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具价值。

    该书关注的面向十分丰富，涉及习惯法、审判、纠纷解决等诸多方面，但其主旨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深切地对基于中国社会经验的习俗、习惯的偏好，以及对其现实处境的忧思。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源于百年前清末的变法修律，其一贯的思路就是对外国法的移植。不可否认，不注重本土实际，盲目的法律移植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南橘北枳，制度的建立是一回事，制度能真正有效运行却是另一回事，该书看到现代法律对民间习惯的不当改造，和普通乡民的排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结论可能主要适用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即费孝通所谓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在中国市场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法律要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来源于高度工商业化的城市社会，高度复杂的组织关系，极为专业的金融制度、支付手段；我们不得不设计并运用一套与之相配的法律制度，如果仍然凭经验行事，跟着感觉走，那势必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也不符合经济、社会日益全球化的时代。

    此外，该书有关契约制度的讨论，由于缺乏历史研究的背景，有时也不免失之偏颇。该书认为契约（或法律）的发生是由于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怕口说无凭，所以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这种认识，显然是基于“以现实理解历史”的理论推断，但与实际是不符合的。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质剂、傅别”的契约实践，汉唐以后，更是日趋发达完备。在西域出土的大量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不仅是陌生人之间，邻里、亲属等熟人之间也十分盛行立约、画押，而券契文书涉及的财产，并不都是土地、房宅等贵重的不动产，有时甚至是一件衣服，几捆干草。可见，中国人重视书面的契约，重视签字画押是有历史传统的。反而今日有人画押不认，签字不履行，倒是对这种传统的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