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如何看待经学？

    《中华读书报》“国学”版3月2日的文章是关于该版上的《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2010年8月4日，简称原文）的一篇读后感，受此启发，再对原文谈一些学习体会。原文中“第一点”引用三位学者来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民国学人傅斯年恰巧对每个问题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值得梳理剖析，以供参考。

    傅斯年对于经学的这些论述，集中体现在1935年在《大公报》发表的《论学校读经》（转引《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一文中。此文表面看是一篇教育类文章，实质上却以经学观点闻名，以至于仅相隔7天（4月7日和14日），享有盛名的《独立评论》就全文转载，非常罕见。傅斯年在民国学术界举足轻重，而且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其如何看待经学就更值得学习借鉴。

    1.经学与思想史是何关系？

    原文说“在座的姜广辉先生主持编写的《经学思想史》，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学，我认为非常好。”

    傅斯年认为，经学史全是思想史的范畴。比如，汉宋的经学是哲学，清儒的经学是汉学，清末的经学是新学。但他却认为经学的思想在当今（民国）已经无用了，他说“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从哲学角度，他说“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附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

    从汉学角度，他说“清儒之所谓汉学是纯粹的经学了，乾嘉的经学也就全无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

    从新学角度，他说“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康梁逆党’之学，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分开。”

    2.“经”学与“史”学是何关系？

    原文说“（饶宗颐）认为‘经’实际上是从‘史’里里面提高出来的，是高于‘史’的”。

    傅斯年认为“史”比“经”要重要，这与饶宗颐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政府或书店还应编些嘉言集，故事集，模范人格的传记以作教训，以为启发。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也应当充实以此等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必以中国为限，其中国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资于六经中之可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的，这就够了。”

    他用“历史事实”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他举例汉朝“东海边的读书人作书作相，汉朝也就在这时节头上不振作”；唐朝“玄宗亲自注孝经，玄宗也亲自听破潼关的渔阳鼙鼓”；宋朝“仁宗时儒术乃大行，也就从仁宗时起仰契丹如上国”；“明朝是开头便提倡宋元新儒学的，其结果造成些意气用事的儒生，酿成燕变而不能制。”

    3.经学还有用吗？

    原文说“（周予同的）‘经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里面实际就暗含着经学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了。”

    这同傅斯年的看法相同，傅斯年认为经学对于当今社会“确实无用”了。他从典籍和人物进行论述，很有特点。他说“六经之内，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原因是“六经以外，有比六经更有势力的书，更有作用的书”，他认为对于帝王，《贞观政要》比《书经》好；对于乡绅，《太上感应篇》比《礼记》好；《近思录》比《论语》“好懂”；《春秋》“教忠”不如《正气歌》；《大学》“齐家”不如《治家格言》。“这都是在历史上有超过五经作用的书”。

    他又从人物上论述说“而一旦国家充分提倡经学，一面诚然陶冶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诡化的儒生。”他举例“儒生纷纷降索虏，留梦炎本是状元，洪承畴更是理学人望，吴澄钱谦益则胜国之盖世文宗也。事实如此，可知在古时经学制造的人物已经是好的抵不过不好的了。”

    根据以上分析，他用两个反问句鲜明地提出总结观点：“那么，在当年的社会中失败了的读经，在今日反能成功吗？”“难道相去不远的旧社会中试验两千年不曾完满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极的新社会中值得再去尝试吗？”

    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去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去世60周年。对于这位极有个性的民国学人先贤，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