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勋十二转”新解

    《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辞》是北朝乐府民歌最杰出的代表。它脍炙人口，千古传诵，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能够与《木兰辞》媲美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0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对于这样一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歌，历来注家不可胜数。但是，过去对《木兰辞》中“策勋十二转”的诠释，多以为出自《唐六典》。如1925年1月姚大荣《木兰从军时地表微》文内即用此意列为一个章节的标题：“‘策勋十二转’为隋唐间授勋之制，以此衡定木兰身世，其它众说皆可废也”(《东方杂志》第22卷第2号)。同年七月徐中舒《木兰歌再考》承认“‘策勋十二转’乃唐时勋官之制，但强调“十二转”制度的时间性，提出：“今案诗中‘策勋十二转’之语，其制始于武德七年，萧梁时安得有此？即此一语已可决定其非萧梁时歌”(《东方杂志》第22卷第14号)。当年的学术争论，牵涉面很广，参加的学者众多。姚大荣并著有《木兰从军时地补述》，回答论难，兹不赘引。总之，姚文想证明《木兰辞》作于隋，而徐文想证明《木兰辞》作于唐。然而，二者依据都是《唐六典》记载的勋官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余冠英先生注释的《汉魏六朝诗选》因循旧说，注释“策勋十二转”，云：“‘策勋’，纪功。将勋位分做若干等，每升一等为一转。唐武德七年定武骑尉到上柱国十二等为勋官，用来酬赏功臣。‘策勋十二转’是唐代制度，因此这里有经唐人窜改的嫌疑。不过这种地方不必拘泥，诗中许多数字都不宜视为确数。诗中屡次说十二，如军书是十二卷，同行是十二年，策勋又是十二转，若当做确数就都有问题，十二卷的军书卷卷有名是可怪的，‘同行十二年’和‘壮士十年归’是矛盾的，策勋至于十二转也未免太高，很难信为事实。‘十二’无非言其多罢了，正如‘十年’也不过是举其成数而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1978年12月北京第2版，第308页)。余先生的注释影响很大，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以《唐六典》记载的勋官制度来解释“策勋十二转”，不仅没有顾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的实际情况，而且没有顾及它与上下诗句的联系，这样会产生一系列疑问，影响对整个诗篇的理解。

    首先，木兰应征入伍时的身分是兵，还是官？因为在讲究门第阀阅的封建时代，等级界限森严，官与吏在身分进仕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官之不从适用于吏，何况官之于兵。官与兵，二者劳逸悬殊，不可混为一谈。自西魏，历北周、隋，至唐前期，盛行府兵制。府兵服役期间，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弓矢、刀矛等)和上番赴役途中的食粮，均须自备。每一火(十人)还要共备供运输的马六匹，即“六驮马”。这是府兵制的特点。歌辞说：木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证明木兰应征入伍时的身分是府兵。既然木兰应征入伍时的身分是士兵，那么完全用《唐六典》记载的勋官制度来解释“策勋十二转”就欠妥当。这里笔者强调“完全”，是考虑到木兰从军十二年，在军中的身分有可能凭借军功由士兵擢升为军官，从当军官时起勋官制度才适用于她。下文还将涉及到这个问题。府兵户口不能列入州县的黃籍，只能列入军府的府籍，世代执兵役，“号日府户”。军书从军府发出。由此可见，“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属于正常现象，并不像余冠英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可怪的”。

    既然木兰应征入伍时为士兵，那么当时的统治者能否这样重视木兰，竟将一个平民出身的士兵擢升为最高军事统帅？由士兵擢升为最高军事统帅，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像北宋的狄青就是一例。宋代士兵脸上要刺字，狄青行伍出身，屡立战功，皇祐五年(1053)，他率兵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后，升任枢密使，总揽军事大权。宋仁宗赵祯让他用药除去面涅，狄青说：陛下以功濯臣，不问门第。我愿留此以激励士气。但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唐以后，在南北朝隋唐旪期，讲究门第阀阅，统治者把木兰由士兵擢升为上柱国，那是不可能的。

    其次，木兰究竟立多大功勋才能获得位极人臣的殊赏？我们不妨先列举《唐六典》时代三位出名武官的功勋爵位作为参考——

    第一位李勣。武德元年(618)，他随李密降唐，然后从秦王李世民平定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又连续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起义军。接着，他主持镇压兖州徐圆朗，参加镇压江淮辅公祏起义军。李世民登基后，他任并州总管。贞观三年(629)，他与李靖分道击溃东突厥颉利可汗，次年平定东突厥，从而安定北方。凯旋后，他任并州都督府长史，在并州十六年，号为称职。贞观十七年(643)，以特进、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太宗临死前，贞观二十二年(648)，“转太常卿，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列传第十七，李勣)。这时，李勣为大唐效力整整三十年。

    第二位尉迟恭。他本是刘武周的偏将，武德三年(620)降唐，隨秦王李世民击败王世充，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起义军。秦王李世民猎於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秦王，尉迟恭跃马大呼，刺单雄信坠马。玄武门之变，他杀死元吉，助李世民成功。贞观元年(627)，拜右武侯大将军，正三品。

    第三位秦琼。他本是隋将张须陀的部下，后归唐。他跟随秦王李世民击败宋金刚、王世充，镇压窦建德、刘黑闼。战时常冲锋陷阵，为秦王所倚重。玄武门之变，他助李世民取得胜利，后拜左武卫大将军，正三品，死后赠徐州都督，从二品。

    上述三位武官都是大唐开国元勋。在武德、贞观年间，他们官职最高时也没超过正三品依《唐六典》记载的勋官制度，他们只达到十转。高宗即位后，李勣“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从一品，赏赐算是达到并超过十二转。尉迟恭和秦琼至死受到的赏赐都没达到十二转。

    《木兰辞》对战争的描写很简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它沒有讲述木兰立过什么特殊军功，即便木兰立下什么军功，恐怕也无法同上述三位大唐开国元勋相比，而木兰却得到十二转的最高赏赐，那根本不可能。

    最后，《木兰辞》描述的战争规模不小，参战的将士恐怕要数以万计。战争结束，木兰能够得到天子的召见，其身分必然已由士兵变为勋官了。道理很简単，士兵太多了，可汗不可能召见士兵。“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在明堂上，论功行赏，木兰的功勋最高，达到顶峰“十二转”。可汗封她做“尙书郎”。那么，策勋的最高等级与尚书郎的官职是否匹配呢？ 

    据《唐六典》记载：“上柱国到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勋级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视从二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 郎官在秦汉时期负责守卫宮禁。魏晋以后，郎官逐渐成为中央官署的官号。隋唐因袭沿用。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一员，正二品。尚书省领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上。每部各领四司。司设郎中，从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郎官包括侍郎、郎中、员外郎。尙书郎的品级充其量为正四品上，甚至有可能是从六品上。郎官在唐代官僚体系中职位属于中等或中下等。可见，以《唐六典》记载的勋官制度来解释“策勋十二转”与下文“木兰不用尚书郎”，枘凿不入。好比让一位上将去当团长，品级与职务相差悬殊，实难匹配。难怪余冠英先生感到“策勋至于十二转也未免太高，很难信为事实。”

    总之，完全以《唐六典》记载的勋官制度来解释“策勋十二转”，是把人们引向了死胡同。

    笔者赞成《木兰辞》经隋唐文人润色加工的说法，而且想到作品润色加工后，不应当存在那么多矛盾的地方。否则，当时就会有人站出来挑毛病，应当是我们因距隋唐遥远，对那时的典章制度不熟悉，所以在理解作品上产生了偏差。循着这条思路，笔者自以为在史料中有所发现。

    其实，“勋转”的说法并非隋唐始有，上溯西魏、北齐、北周，莫不有之。如西魏、北周都实行勋转制度，只不过采用的是十等，不同于唐初的十二等，所以最高为十转。“转”不独用于奖励武官，文官升迁也称转。《北史》卷63西魏苏亮“自大统以来，无岁不转官，一年或至三迁。佥日才至，不怪其速也。”转为迁升，而迁升并不是一味直线上升，因为平级职官存在劳逸差别，由劳转逸也是奖励。否则，品级有限，一岁三迁，宁有终极？

    另外，笔者注意到唐前期除去官有勋转制度，兵也有勋转制度。《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记载：开元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同样是唐朝制度，官兵的奖励办法不同，奖励军官的办法是加官晋级，奖励士兵的办法是还家洗沐(探亲)，而且亦称“转”。“五年酬勋五转”，平均一年一转，应当是一年享受一次探亲假。笔者认为，过去学者忽视了这条材料。依据这条材料，应征入伍的木兰起初可能得到的几次勋转就是享受探亲假。后来，她积功升官又得到几次勋转，这里面既有加官晋级的提升，又有由劳转逸的平迁。木兰当兵为官所得到的全部奖励有十二转之多。将“策勋十二转”与从军十二年联系起来看，服役期间，木兰年年受奖励，这充分说明她当兵做官都是好样的。这样解释“策勋十二转”，它与“木兰不用尚书郎”不相匹配的疑问就可以涣然冰释。可见，诗中屡次说十二，未见得尽是虚数。如若不然，又何必非用“十二”不可呢？    

    ，我以为可以克服旧说的纰漏，有助于对《木兰辞》全面、准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