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若干史实订正

    对和读者见面的“口述史”负责的，不应该只是口述者，而且还应该包括整理者。在口述中，口述者对于某些历史细节的回忆，难免发生误差，对此，整理者在整理的过程中，就应当及时指出并给以纠正；当然了，这就要求口述史的整理者必须具备必要的相关知识，比较清楚地把握有关历史背景，尤其要有一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某些拿不准的历史史实，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想当然地“实录”下来了事。

    春节期间读《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发现若干史实有误——它们虽然可能是陈明老人口述时的原话，但整理者是有责任进行一番核对甚至考证的；事实上，在整理的过程中，只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当时，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广受欢迎的《生活周刊》，只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而遭查封，主编邹韬奋、杜重远等受到迫害，……”（第16~17页）

    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而遭查封的是《新生》周刊，而不是《生活周刊》。《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1933年底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长期担任《生活周刊》主编的邹韬奋先生，在刊物被查封前夕就被迫出国“考察”去了。《新生》是在1934年2月创刊的，主编是过去经常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的杜重远先生。《闲话皇帝》一文刊登于《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1935年5月4日出版），作者署名“易水”（即艾寒松，也是《新生》的创办人之一）。该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在谈到日本的天皇制时说，日本的天皇并非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位的存在，模糊和掩盖了日本的真正统治者即军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种种罪恶。文章发表当日，上海的日文报纸就在头版声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紧接着，日本浪人上街示威游行，捣毁了许多商店橱窗。随后，日本驻沪领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向日谢罪”并“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1935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日方的压力下，查封了《新生》周刊；同年7月，主编杜重远先生被判刑一年两个月。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

    当然，《新生》周刊与《生活周刊》确有内在联系：《新生》的编辑、发行人员，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杂志还定期刊登邹韬奋在国外写的《萍踪寄语》；“《新生》事件”发生后，邹韬奋毅然于1935年8月回国，并于同年11月出任主编，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但回忆录把《新生》误为《生活周刊》，又说邹韬奋先生当时也因《闲话皇帝》一文而受到迫害，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他（指徐特立，笔者注）和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是参加过长征的延安著名‘四老’。”（第44页）

    人们通常说到延安诸老时，一般说的是“延安五老”——除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四老外，还有董必武董老。“五老”中，吴老是没有参加过长征（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吴玉章遵照党的指示于1927年11月赴苏联学习和工作；1938年3月，吴老离开苏联启程回国，于同年9月初辗转到了延安。这11年中（其间受组织委派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7月在法国巴黎主编中文版的《救国时报》），吴玉章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国外，是不可能参加长征的。 

    3．陈明、丁玲被关在秦城监狱时，每两个星期，管理人员会推着平板车，上面摆着很多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以及鲁迅、范文澜等人的著作，供狱中人借阅。关于陈明读书的情况，回忆录中说，他“第一次便选了上、下两卷的《资本论》”。（第220页）关于丁玲读书的情况，回忆录中说：“她看书，记性比我好，把马、恩、列、斯的全集都看了。……回到北京，我们还住在友谊宾馆的时候，有人来采访，她还说想要买马恩列斯的全集，因为在牢里还有一集没看到。他们就帮忙给我们买，到新华书店把书全买来了。”（第242页）

    人们通常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一般说的是前三卷（还有个第四卷，书名通译为“《剩余价值理论》”，分为三册）。新中国建立后，从没有分上、下两卷出版过《资本论》；1968年5月，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资本论》的“大字本”，第一卷分9册，第二卷分7册，第三卷分13册，但各卷的/分册是不宜称“卷”的（况且这么多分册也不是“上、下两卷”）。至于“看完”马、恩、列、斯的全集一说，“文革”中的任何人，最多只能说他们“看完”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而要说“看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多只能说是“看完”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每一卷——汉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共50卷，是到1985年才出齐的。陈明、丁玲夫妇回到北京后暂住友谊宾馆是1979年的事，而在1980年前，50卷的《马恩全集》，还有8卷半（第40、41、43~45、48~50卷及第46卷的下册）没有出版呢。

    4．中国延安文艺学会成立后，彭真是名誉会长。回忆录中说：“彭真同志去世以后，成仿吾、黄华又担任我们的名誉会长……”。（第295页）

    这里显然出现了错误。彭真同志是1997年4月去世的，而成仿吾同志早在1984年5月就去世了。再说，中国延安文艺学会成立于1986年11月11日，因此，成仿吾根本就不可能与学会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