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江郎”何以“才尽”

    “江郎才尽”是一个著名的典故，说的是南朝大作家江淹（444～505）本来才华横溢，在刘宋王朝时就写出了《恨赋》、《别赋》等名篇，又写过许多政治方面的应用文；后来却写不出好作品了，而其原因据说是他做过一个怪梦，内容是一度寄存在他手里的彩笔或其他宝贝被原先的主人索回，从此才气消失，一蹶不振。

    这样的奇闻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两晋之际的大作家郭璞（276～324）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把藏在怀里的五色笔交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钟嵘《诗品》中品江淹条）；另一种说法是时代更早的西晋大作家张协（生卒年不详）对他说：“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江淹从怀里掏出来交还，张协很不高兴，嫌他用掉太多，立刻转手赠给青年作家丘迟（465～508），对他说：“馀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从此丘迟的水平大有长进，而江淹的文章就不行了（详见《南史·江淹传》）。二说大旨一致，细节不同则出于所谓传闻异辞。

    这样古怪的故事，当代学者往往不肯相信，而江淹后期创作衰退又确是事实，于是就提出种种分析，以至形成一个热门话题。最近看到的一种意见说，早年的江淹对固有之主流诗风亦步亦趋，很受高层器重，而后来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主流文坛风气变化了，永明年间，与江淹年资相仿的沈约（441～513）逐渐成为新的文坛盟主，在这种背景下，江淹在文坛上的处境颇为尴尬，其背后失去了倾向复古之权要的支持，但是作为沈约的同辈人，江淹并不愿“屈尊”去模拟新变诗风，何况江淹成名早在沈约之前——这样就明显落后于新的首都主流诗风，于是就显得“才尽”，风光顿失了。

    这样的观察自有其道理。一个成名较早的作家弄不好就容易固守着陈旧的规范和风格而自外于新的主潮，不免显得落伍。古今都有一批老作家是如此。江淹出道甚早，而到了南齐的永明（483～493）年间，他的地位已经大为下降，竟然不能与具有后发优势的沈约并驾齐驱了。钟嵘《诗品》中品沈约条云：“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永明时期的文学重镇在竟陵王萧子良（460～494）的西邸，围绕着他的有著名的“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江淹不在其列。

    但是，只用主流文坛风气的变化和江淹之不能与时俱进来解释他的“才尽”，似乎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江淹之才固然包括诗才，但并不局限于此，这里更应当包括撰写辞赋、公文等等方面的才华；何况永明年间江淹并没有自承“才尽”，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

    一个人做什么梦，如果他自己不讲出来，别人无从知道，也很难代为捏造；因此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他那个怪梦。据江淹的传记和年谱，这个梦宣布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他由宣城调回首都任职的途中，其地离建康城已经不远。他于此时此地忽然郑重其事地发布这样的新闻，自承“才尽”，实在很值得玩味。

    这时候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在不久之前的永明年间，除了齐武帝萧赜、太子萧长懋而外，武帝的次子竟陵王萧子良是最为显赫的人物，他不仅大开西邸广招文士，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官任车骑将军、司徒，拥有极重的实权，与太尉、大司马豫章王萧嶷并列为朝廷的两大台柱。永明十年（493）萧嶷死，萧子良领尚书令，又兼扬州刺史，权力更高度集中于一身。永明十一年（494）正月，太子萧长懋薨；四月，其子萧昭业被立为皇太孙。七月，武帝萧赜病危，遗诏以萧子良以及另一宗室成员、左仆射萧鸾同为顾命大臣，既托以后事，又有制约子良、取得某种平衡之意。但此时萧鸾的权势地位与萧子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武帝病危时，子良已奉诏“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南齐书·武十七王传》），他命令萧衍、萧懿、王融、刘绘、范云等人入为“帐内军主”（《南史·梁本纪》），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而萧鸾却进入不了这一中枢禁地。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与萧子良关系最为密切的王融（476～493）策划了一场政变，以武力阻止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萧昭业入宫，谋立子良为帝；但在这一紧急关头，手握军事实力的萧衍（464～549）忽然转轨，站到萧鸾一边，迫使王融的阴谋迅速破产。武帝薨，萧鸾强行入宫，“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南史·王融传》）。形势急转直下，萧昭业为帝，王融下廷尉狱，很快被处死。

    王融之死“标志了永明时代结束之后一系列宫廷政变、武装叛乱和血腥屠杀的开端”（田晓菲《烽火与流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新皇帝萧昭业及其背后的萧鸾“深忌子良”，将他挤出首都，不久子良即郁郁而死。此后大权全归萧鸾，不久他废萧昭业另立昭业之弟海陵王萧昭文，稍后又废之，自立为帝（明帝）。以上的几步都是在一年（494）之内迅速完成的。首都建康的政局波谲云诡，一片血雨腥风，萧齐王朝进入最黑暗最混乱的晚期。

    萧鸾其人“性忌多虑，故亟行诛戮”（《南齐书·明帝纪》），反政变得手以后，特别是称帝以后，大开杀戒，处死大批宗室嫡系以及其他反对派。江淹一向与竟陵王萧子良关系疏远，完全没有介入永明末年的政治纠纷，他凭着官场的惯性稳坐原位，始终太平无事，甚至还有所升迁。江淹这样老成练达，与他年辈较高阅历甚广颇有关系。先前在刘宋时代他已经多次见过皇室成员间的互相残杀，他本人打过交道并为之起草过文章的藩王，大抵不得善终。亲身领教过的血的教训使得江淹在入齐以后非常小心谨慎，他与竟陵王及其周围的“八友”甚少来往，诗风有新旧之不同固然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他不想重蹈那种卷入宫廷之争的覆辙。此后江淹与实际掌握政权、大开杀戒的萧鸾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同时也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萧鸾在位期间，江淹在首都任职的时间不长，不久即外放为宣城太守。等到几年后他从宣城回首都时，萧鸾已死，其次子萧宝卷（东昏侯）继立，此人荒唐胡闹之至，为政随心所欲，乱杀辅政大臣，天下大乱，国无宁日。富于政治经验的江淹早在永元元年（499）重入都门之时就已经预感到自己先前逐步积累起来的名声实为人生的一累，从此深自贬抑。

    抛弃或弱化名声是不少名人在天下纷乱之际抓得很紧的一件大事，佯狂，韬晦，归隐……种种花样的动因皆出于此。江淹从外地回到首都之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业已“才尽”，应视为当明帝萧鸾新死、政局明显不稳时保护自己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政局纷纭的时候，少不了要有大批的文字工作要做，而这是很可怕的——于是他自称“才尽”，痛毁名声，言外之意是说，本人现在已经完全不适合做起草重要文书一类的事情了；宣布这样一个怪梦也可以相当风雅地解释自己近若干年来诗写得不大时髦的缘由。

    江淹临死前不久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南史·江淹传》）这一席话大约真假参半，他说自己不求富贵，固然未可全信；而就其每有“止足”之意，注意保护自己而言，则是真的——否则他怎么会不惜借梦自贬、高调宣布“才尽”？

    一个人的名声，一般来说大抵是逐步积累地升上去或降下来的，要想暴得大名或暴弃其名总比较困难，需要特别动些脑筋。天下太平时一般文人唯恐其才少名低，总会有些人忙于为自己做广告，甚至不惜大肆炒作；而文章高手江淹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无非是因为他生不逢辰，时事艰难，先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要紧——脑袋总要比虚名重要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