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逊的一代

    阅读回忆前辈学人的文字，常为他们时时处处表现出的谦虚品格而感动，那真的是谦逊的一代。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他任清华校长十七年，深得各方人士的信任与尊敬，给人留下历久不衰的崇仰之情。有人拿喜听京戏的人迷恋梅兰芳，来与清华人入迷老校长作比，称这是另一种“梅迷”。然而，梅贻琦评价起自己却十分低调。他把自己比成京剧舞台上的“王帽”。王帽“每逢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但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只是由于他的命运好，搭在一个好的班子里，当观众为这台戏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也感到‘与有荣焉’而已。”听这话，他这位大学校长似乎并没做下什么事，只是大家做事他沾光，这肯定不是事实。人们送梅先生一个雅号叫“寡言君子”，他不仅低调评价自己，而且还明示全校上下，不许对外宣传所谓“清华成绩”。

    2001年是学者何兆武八十寿辰，他的清华弟子早有谋划，要为他隆重举办一个庆祝会，并出一本纪念集，遭到婉拒。婉拒的理由是：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弟子们未把此话当真，照样筹备着。未曾想，当那天早上去接他时，家门紧锁，人已飘然离去。几年后，当记者又问到这件事，何先生感慨地说：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大师，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也是国学大师，大帽子乱加，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也许，何先生真的算不上什么大师，但他翻译的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罗素等大师的经典著作，对几代人的思想启蒙，真是功莫大矣！

    谦逊的人，其谦逊表现无处不在。

    如今，出书请名人写序，已成时尚。我在谢泳的一篇文章里，却读到一个相反的例子。1932年秋天，储安平写了一本《给弟弟们的信》的书。书稿在其伯父那里被吴稚晖看到了，吴既对这部书稿提了许多意见，又主动为这部书稿写了一篇序言。吴稚晖是身跨政学两界的大名人，时人著作少入慧眼，求其写序都难动大驾，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竟落到储安平头上。有了这个序，储安平与这本小书的身价都要水涨船高了。令人意外的是，当书稿出版时，储安平并没把这篇序言用上，原因是：“吴先生在他的那篇序文里，对我推誉得实在太过分，使我只觉得惭愧，承担不起。我再三考虑，决计将那篇序文自己珍藏起来，不在这儿公开。我恳求能得到吴先生的原谅，至于吴先生对我的一番鼓励之意，我自然永远是心领着的。”我们不知道吴稚晖的“推誉”是不是“太过分”，但储安平的“惭愧”却是很真实的，否则，他就不会把这篇序言“珍藏起来”。把序言当成变相广告，自我推销，在今天已见怪不怪，储安平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1927年，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一书出版，书前有一篇三百来字的序言。就在这短短三百来字的序言里，竟有一半是不打自招地“自贬身价”。他说：“这本书里既没有什么‘文学’，也没有什么‘艺术’，有的只是‘闲话’‘絮语’之类的东西。”为什么要如此“自贬身价”呢？那是因为他“恐怕读者寻不到他所要寻的东西，所以预先声明在此，免得误购后悔。”1933年，梁实秋又出了《文艺批评论》一书。从书名看，这应该是一本理论书，谈理论就要有学问。而梁先生却在序言中写道：“我对于批评这一门学问若是知道得较多些，这一本小册子也许又根本写不成了。像文艺批评论这样性质的书，大概只能在自己学识尚浅和手边缺乏参考书的时候才会写得成的罢。”这就等于告诉读者，想在《文艺批评论》里找出多少文艺批评的学问，那是没有的，原因是他在这方面“学识尚浅”。而梁实秋写下这些序言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年纪。如果说他这是谦虚，倒不如说他是襟怀坦白，腹笥不虚的自信。他明白，多数读者喜欢他的书，正是他“闲话”与“絮语”的魅力，而不是那些吓人的大学问。

    认真说起来，谦逊是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品格，不过是健康心态的自然流露而已。然而，当谦逊的一代渐行渐远，这就叫人不胜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