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袁枚（下）

    我们在谈到卡夫卡与袁枚的相通时，很自然地就涉及到了他们的不同。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相异与相通是彼此联系的，二者对认识文学现象及规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卡夫卡和袁枚最明显的差异，是他们在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或者说他们对文学的贡献，袁枚远没有卡夫卡那样令世人震惊、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追捧、成为文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袁枚的诗尽管很纯美，很生动，很有情趣，很有灵性，但在艺术格局和文学深度上、在文艺的社会思考和人性探究上，远达不到卡夫卡的水准。如果我们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那么形成差异的原因，就特别值得研究，因为它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现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卡夫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社会时代、家庭环境、爱情生活、个人性格、文化特质等，都对他的文学产生影响，这一切最终凝聚并体现为他的艺术思考，一种透彻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纠结困厄的情感思维。这个感觉思维的最明了最简单的概括就是：“痛苦”。痛苦是卡夫卡一生的宿命，是他观察世界、洞察社会、体察人生和觉察自我的基本方法，是卡夫卡文学的情感符号、思想内核和精神本原。

    卡夫卡的一生充满孤独和忧郁，他的痛苦是深层次的，对痛苦的思索是他最大的痛苦。他说，我们可以避开这个世界的苦难，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当那些残酷的怪物带着友好的微笑，像践踏讨厌的昆虫一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的时候，避免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是更大的痛苦。卡夫卡因而有句名言：“照理我是欢迎永恒的，找到永恒我又很悲伤。”因为，人们在各种真理旗帜下，“漫不经心地毁坏了我们整个人类生活所系的事物”。卡夫卡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在他的时代和社会里是无解的，是人类的历史性悲剧。他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卡夫卡的痛苦是极端孤独的痛苦。用他的情人密伦娜的话说：卡夫卡是一个失去了庇护的、在一群穿衣服的人中间，惊慌失措的“唯一的裸体者”。面对这一切，卡夫卡能做的就是用他的小说“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紧紧抓住那“不可摧毁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结束。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卡夫卡病魔缠身，心力交瘁，心绪凄苦，他说他“什么能力都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1924年只有41岁的卡夫卡，痛苦地离开了令他一生痛苦的世界。痛苦造就了他的艺术；苦难铸成了他的伟大。

    与卡夫卡相比袁枚是处在另一种生活境况和生命状态中。尽管袁枚在官场并不得意，33岁辞官隐居，“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难免有被边缘化的失落和孤寂。但他广交文友、诗酒唱和、优游随心、闲散任意，“栽花忙处儿呼饭，夜读深时妾屏灯”，过的是一种优裕闲适、怡然自得的生活。作为一个有反传统思想的、与主流文化不和谐的文人，我们不能说袁枚内心深处没有挣扎和痛苦，但是他的日子太安逸了，随园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地方，而不是磨砺人性的场所。他显然与卡夫卡不是处在同一个生态环境里的，所以，他们对人生磨难和痛苦的理解，也就自然不是在同一个深度等级上的。袁枚同卡夫卡一样，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除了不认同他的“性灵说”之外，一般论家认为他的作品选材平凡、着眼琐细、境地窄小。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平凡琐细非其要害。卡夫卡也写生活琐事，而且很琐碎很自我，然而他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困惑与无奈。袁枚缺乏那种从生活琐事里挖掘普遍人性内质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同样，凸显自我也不是袁枚诗作的主要问题，问题在于他未能从自我中更好地提炼出具有超越自我的内在社会元素和情感符号形式。他的诗既达不到屈原之高，也做不到杜甫之深，这是他为什么纵然才情超人，却始终是一个“著名诗人”而非文学巨匠的根本原因。

    我们很难说一个作家的苦难经历以及他对痛苦的理解，与他的文学成就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在文学理论著作中难于见到这种论述，但是，文学实践却一再表明这二者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密切。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讲的痛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人的伟大的痛苦”， 是尼采所谈到的“天才的痛苦”，是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切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是一种人性苦难。这种痛苦，是人类情感意识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人最深刻的生存思想，因此它也是文学艺术家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的世界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只要想一想贝多芬、梵高、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米兰·昆德拉以及我们特别熟悉的曹雪芹和鲁迅（曹雪芹与袁枚同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人，很可能是生在同一年，而鲁迅同卡夫卡是同时代的，他比卡夫卡只大两岁），想一想这些文学巨子内心对人类苦难的承载和吸纳，想一想人性的苦痛对他们的冲击和折磨；可以说是苦难震撼了他们的灵魂，激发了他们的情思，造就了他们贯穿到神经的叙述体系和融入到骨血的语言方法，是人间的大悲大苦，孕育了他们的艺术和艺术精神。

    痛苦是人的情感矛盾和克服矛盾的过程，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只有通过痛苦，我们才能学会热爱生活。”卡夫卡用另一种表述方法告诉人们：“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艺术家的神圣职责，就是在最需要的地方，建造起这种联系，使人类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拯救自我的力量。我们说，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就是说他超越苦难，用他的爱心与良知、创造性和人格精神，为这个世界搭建了一座走向“积极因素”的桥；无论他使用什么文字、采用何种形式，他跨过人世间苦难所表现出来的，肯定是事物内在要素的最深刻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