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道”：大学之道、为师之道……

    ■林少华（翻译家）

    冬天。青岛。十二月了，却没有雪。作为节气，“立冬”早已过去，“小雪”也过了，很快就是“大雪”，然而没有下雪，连下的意思都全然没有。放眼望去，山川憔悴，四野蒙尘，大气干燥，街巷扬灰。多么希望下一场雪啊！希望雪给大地盖上软绵绵、厚墩墩、白莹莹的天鹅绒被，让大地稳稳地入睡，让蜜蜂美美地休眠，让种子慢慢地养精蓄锐……。不仅如此，雪还将带来轻盈、安静与庄严，带来纯洁、神秘与包容，带来追忆、遐思与梦幻。然而没有雪！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起校园、大学校园。

    校园同样缺雪——缺少道！缺少大学之道，缺少教师之道。不是吗？我们的大学校园不缺少花草树木，不缺少花花绿绿的橱窗和标语，不缺少香车宝马宾馆酒楼，惟独缺少雪。没有雪，校园就少了诗意，少了梦幻，少了玉洁冰清的纯洁与超尘脱俗的庄严。因此，对于作为校园之雪的道的焦虑与期待仍是一年来我读书生活的一个驱动力。

    《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百年中国，中国百年。辛亥革命、军阀割剧、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反右”、“文革”、“四人帮”、改革开放……大浪淘沙，风雷激荡，家仇国难，炮火弦歌。其间无不闪动着知识分子文弱而傲岸的身影，无不回响着他们嘶哑而悲壮的呐喊，无不叠印着他们踉跄而执著的足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蔡元培、梅贻琦、胡适、顾颉刚、顾毓秀、叶企孙、陈寅恪、陈垣、赵俪生、俞平伯、闻一多、吕荧、吴晗、沈从文……或名师，或高徒，或亦师亦徒，沧沧云山，泱泱江水，鹤鸣凤舞，星月交辉。读罢掩卷，不胜唏嘘，万般感慨，无限情思。尤其让我感动和敬佩的是这些名师身上表现的“道”或者操守。章太炎讲国学，是为了保存国粹，以国学“识汉虏之别”。为此目的，“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教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闻一多对改学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用枪打死你。”陈垣在抗战期间语重心长地告诉启功：“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学生们大多不负恩师教诲，在国难当头和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和学术救国的士子情怀。

    不幸的是，这样的为师之道却在中国百年的后半叶戛然而止。漫说为师之道，就连为师之身也备受凌辱，尤以50年代的“反右”和60年代的“文革”为甚为烈，许多名师竟死于以“红卫兵”面目出现的昨日学生文攻武斗之手。教师从此失去了道的解释权和传承权，而沦为政治之道的附庸甚至牺牲品，开始弃道就器、弃道就术。

    如果说刘宜庆这本书追求的是为师之道，那么《高校之殇》（刘道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则追求的是大学之道。这位颇具民国大学校长风范的原武汉大学校长为大学之道的缺失而忧心如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办学理念的平庸在于其领导者不是教育家；大学已经不是一方神圣的“净土”，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我国的高校绝不为过。于是强烈呼吁大学自觉成为社会的净化器，“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的确，任何机构、任何人腐败了都未必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大学、大学中人的腐败——这将导致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失守和心灵体系的崩溃。

    《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李清川、于丹，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6月）。此书的主旨就是追问“教育何为、大学何为、学术何为、校长何为、学者何为……”。读之，至少让我知道，走出过牛顿、达尔文和当今霍金所在的剑桥至今仍是一座小城，骑自行车就能到达城市的任何地方。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贯原则是“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要有“在野精神”。而在我们的大学，谁肯“在野”呢？谁甘心在小城骑自行车呢？“礼失求诸野”，“野”没了又求诸何处呢？

    此外，作为多年来翻译和研究村上春树作品的译者也好学者也好，我不能不提及村上的新作《1Q84》。部分媒体和商家口口声声称之为“村上春树巅峰杰作”，至于“杰”在何处、何为“巅峰，”却未提出任何根据，而仅仅将“重口味”段落集中起来印成“抢读本”招徕读者。我读的是原汁原味的原版，三卷都读了。读毕我必须承认自己面对的很大程度上是另一个村上春树。“小资”情调消散了，“斗士”风姿暧昧了，“中国因素”改变了。依书中的说法，“物语的职责，笼统地说来就是将一个问题置换为另一形式，通过其移动的质和方向性来物语式暗示解答方式”。那么，作者到底想置换什么、暗示什么？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以《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而闻名的另一位日本当代作家片山恭一。十月中旬，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邀我赴京点评片山恭一题为《纯爱文学的可能性——日本人的生死观》的讲演，后来又一起来青岛。这当中我们谈起村上春树，他说村上小说的问题，一是为“国际化”砍掉了许多东西，二是不知他想表达什么。“林先生在点评中引用村上去年《高墙与鸡蛋》演说中关于个体灵魂与体制的表达——村上说的诚然漂亮，而他在作品中实际表达的东西却好像另一回事，不一致。”那么，“另一回事”是怎么回事？“不一致”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一年来读书当中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也涉及“道”。村上开始由“文以抒情”追求“文以载道”——之于村上君的道究竟是什么？这意味着，中国读者恐怕需要相应转变阅读方式，由“粉丝”式阅读变为警省式阅读。

    涉日图书一年来出了很多。我觉得《冰眼看日本》（俞天任著，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和《别跟我说懂日本》（王东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很见特色。体察入微，言之有物，涉笔成趣，绘声绘色，亦庄亦谐，读来让人上瘾，欲罢不能。《日本行，中国更行》（王锦思著，青岛出版社2010年1月）也很不错，以富有新意的视角将日本作为参照物，观照中国百年兴衰，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