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两套书

    ■止  庵（学者）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期待中的译作》，有云：“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已经翻译了《癌病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古拉格群岛》和《牛犊顶橡树》，前三种都是小说。索尔仁尼琴对于历史、时代与人类命运都有深刻把握，又兼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叙事才能。对于他那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一六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组成的《红色车轮》，作为读者自然有所期待。作家自己也把这部历史小说称为‘一生中追求完成的主要创作业绩’。”

    索尔仁尼琴这部书的中译本今年开始出版了，书名《红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我说“开始”，是因为据“译者总序”说，“这里译出的是前3卷”，而目前面世的只是第一卷而已。全书总计二十卷，每卷有两到四部。当初我孤陋寡闻，还以为这书一共只有三卷呢。

    看到《红轮》的“译者总序”，我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不知全书二十卷是否都能翻译出版。据说《红轮》的精华在前三卷，即便如此，我也并不希望只译这些。我希望出版社能有耐力——当下“耐力”二字在中国是最高也是最不可企及的期许——把这件事情做完。前不久去深圳评选“年度十大好书”，《红轮》榜上有名；评语系我所拟：“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师，也是‘俄罗斯的良心’。他的巨著《红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鸿篇巨制。期待这部值得我们脱帽致敬的伟大作品有朝一日能够完整地译为中文出版。”也是藉此表达一己这种希望。

    “脱帽致敬”出自加缪的《鼠疫》，书中有个作家说：“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这话用于索尔仁尼琴当之无愧，无论是他的《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还是《红轮》。

    《红轮》前三卷系九人合译。说来我一向不满这种译法，然而具体到这部书，似乎也是无奈之举——按照第一卷一百万字来推算，全书只怕要有两千万字，足足是我正在整理的《周作人译文集》总字数的三倍。估算一下，如果一个人研究生一毕业就投入此书的翻译，每日千字，活到周氏的八十二岁，才可勉勉强强译完。据报道，《红轮》前三卷历时三年译出，又等了两年书方才出版，其间已有两位译者辞世。索尔仁尼琴一九六五年写成《红轮》的第一册，当时他已四十七岁。他一直活到了九十岁，其间就算只干写作本书这一件事——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创造力也是难以想象的，形容起来，大概只能用“可怕”二字。

    我读《红轮》，感觉气势恢宏，却又不乏细腻，真乃大手笔。详加评论则要等再看几卷才行。有点不满的是编校稍嫌粗糙，如“译者总序”第一页第二段：“这里译出的是前3卷，共8部（第一卷3部，第二卷2部，第三卷4部），这3卷8部书写的是第一个大事件：革命。”3+2+4=9，到底八部还是九部，只有等明年年初第二、三两卷出版时才能知道。书中数字，常见“50多”之类用法。阿拉伯数字只能用于确切数字，不能用于约数，约数要用汉字，比如孔子“弟子三千”，不能说“弟子3000”，因当初并未一一点名。这译本的数字表述方式也很混乱，这一页是“4个人”，那一页又是“十个人”。重印时不妨修订一下。

    《红轮》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两套书之一，另一套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我曾把俄罗斯文学比作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珠穆朗玛峰，当然读到他的作品越全越好。听说“全集”这项目做了十五年，我一直企盼尽早读到，如今终于如愿，至感忻幸。

    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依次是《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死屋手记》、《中短篇小说选》（上、下）、《白痴》（上、下）、《罪与罚》、《群魔》（上、下）、《少年》和《书信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我只买了《中短篇小说》（一、二）和《赌徒》，——这三册都是中短篇小说，选目却比人文社那种好得多。现在《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中的长、中、短篇小说，与“选集”、“作品集”所收篇目相当；《书信集》、《文论》和《作家日记》各卷，则比《书信选》和从前出过的一册《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增补许多。不过《书信集》系“在研读苏联科学出版社编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五卷）的基础上挑选其中的三百六十五封”，《作家日记》“鉴于原著篇幅过大，其中有许多论述又互相重复，我们做了认真的比较和筛选，择要译出”。曾有论者称之为“国内第一部名副其实的陀氏作品的全集”，其实并非如此。主编“总序”对此有所声明：“由于这两书（按指《书信集》和《作家日记》）原著篇幅很大，而内容又重复或无多意义之处，只能选译。”恕我冒昧，“内容重复”不一定没有意义，“无多意义”更是未必，还以全数提供，交由读者自行判断为宜。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小说各卷，均附有译者或其他专家署名的“题解”，据《群魔》“编者附识”，可知系编译而成：“‘题解’最初是译者冯昭玙同志写的，但他依据的是十五卷本《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对《群魔》的创作过程谈得相当简略。因为冯同志已去世，所以转请朱逸森同志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补译有关创作过程等部分，最后由我将其合成这个‘题解’。”“题解”“介绍作者的写作动机、构思、写作和修改过程及国内外评论界的反响等”，只是讲到陀氏作品在俄国国外的流传情况时，或囿于所据外文材料，除《少年》提了一句“1948年——在中国（中文译者是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耿济之）”，《罪与罚》提了一句“中国——一次（1931）”，很少涉及中文译介史。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主编所撰“总序”，长达九十七页，当为用力之作。目下编辑作家文集全集之类，主编的精力似乎多用在撰写总序与组织翻译上面了，其实遴选底本与确定体例亦很重要。本书不知译自何种底本，而凡例亦付阙如。至于“总序”则不无可议之处，譬如：“……人们称他为‘残酷的天才’（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语）或‘病态的天才’（卢纳察尔斯基语），我认为他乃是被扭曲了的天才。”读了不免慨叹我们的学者仍旧站在被扭曲了的立场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至今日，对于此种立场居然无所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