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生珠

    ■刘  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我每年所读掉的书，少说也是不下百种；而我所“杂食”的领域，则更是五花八门。眼下，报社要我随手推荐几种，反觉得心中犯难了。——好书如此纷至沓来，若只是顺手拣出几种，未免太过随意了，不光对不住忽略掉的书，写成后也太过散漫。所以，最好还是能相对集中，只是针对一个方向，以便能有个起承转合，让人家能谅解我的省略，也读得更有意思。此外，这个方向还最好属于在过去一年中，无论在教学还是写作中，都没怎么提到的领域，否则就太过自我重复了。

    此外，我一向对于图书，都是“喜新不厌旧”的，这才符合“温故而知新”的古训。所以，我会尽量在这里挑选新书，但也会涉及个别的书，出版已有一段时间，只是最近才买到或读到。还有，我答应写作此文的条件是，能让我“内举不避亲”，虽不会推荐自己写的书，但至少不避讳自己编的书。不然的话，对于那些我精心挑选的书，又显得太不公平了，我本人也难免显得矫情。——甚至就连跟我合作的出版社，也难免要埋怨起来：为什么这方面最好的书，你反而都不推荐？或者，为什么你自己推荐出版的，都不属于最好的书？

    说完这些，就好进入想定的领域了：那正是苏俄的文化史。事实上，尽管自己并不专门研究这个，可这方面的著作，向来是要优先阅读的。每逢我兴冲冲地，从万圣书园买来一堆新书，把它们全都摞在沙发前，一本一本地抚摸亲近，只要其中有苏俄的图书，我就很可能会从这本看起！——恍惚间我会觉得，这既是在阅读别人的历史，也是在阅读自己的家事，当然在痛定思痛之后，虽说那感受还是苦痛，或许也掺有一丝庆幸，为了自己劫后的余生。

    我最先要推荐的，是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其副标题是《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伯林的著作，除了最初那本《卡尔·马克思》之外，差不多都已被译了过来，收入了我在译林编的那套丛书，由此人们就不难发现，作者笔下的这些文章，体会不一样深，用心不一样专，落笔时也并非同样下力，所以水准并不平齐。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就其故乡苏俄写作，无论是上次那本《俄罗斯思想家》，还是现在这本《苏联的心灵》，都肯定是不乏可观之处。

    具体内容就不便复述了，最让我感到难忘的，要数伯林对这种经历的自我估价：“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由此又想起，列文森在写完他那本论述梁启超的名著之后，也是从此便生活在任公影响下了。

    这才是历史进程中最吊诡的细节！正如黑格尔所讲的“主奴意识”的辩证反转一样，在这些历史主体之间的交流乃至神交中，居然并不是身处苦难者更受远离苦难者的影响，反而是境遇优裕者更受身陷困苦者的影响！——当然，此中的要害不会只在于苦难，而更在于特定的主体在特定困窘中的特定抉择。但无论如何，只要是有了这种积极的抉择，苦难就有可能转成财富，成为铺垫人格的必要高度；而相形之下，倒是那些未曾有幸遭受苦难的人，自由得轻飘飘晕乎乎的，更有可能白活了一世！

    对于这种辩证的对比，早在我写作《做巴顿，还是做朱可夫》时，就已经刻画过一次了——“一个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一场充满陷阱的和毫无胜算的战争中，最后不仅侥幸挥师攻克了德军大本营，也侥幸逃过了‘毒太阳’来自背后的灼烧，而终于得以从一位浑身悲剧色彩的主人公，转化成为求仁得仁的正剧人物；另一个则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在一场并无悬念的威风八面的战争中，统帅着他的铁甲军团凯歌行进，却竟于狂呼大走中步步逼近了自己的死亡，而终于在时过境迁后转化成为过了气的悲剧人物！”而今，再摊开伯林的这本著作，去联想簇拥在身边的那些“温室的花朵”，——她（他）们究竟最缺乏怎样的人生财富呢？原来正是作为宝贵机遇的、真正意义上的“苦难”呀！

    当然话说回来，历史纵有这样的辩证法，苦难本身还是要被毫不走样地认作苦难，决不能把辩证法糟蹋成了变戏法，专门用来替苦难的制造者辩护，特别当那魔头还未曾彻底谢世、还有残渣余孽在变着法儿到处作祟的时候！正因为这样，我今年断断续续地，也读掉了叶拉金的《驯服的艺术》、德鲁日尼科夫的《针尖上的天使》、蓝英年的《从苏联到俄罗斯》等书，并且由此还生出了强烈的饥渴，很想再读到后者提到的西蒙诺夫回忆录，看看他是怎样幡然悔悟和揭发黑幕的。不过，对于这些图书的细部描写，此处都无暇复述了，只把它们放进推荐书目中吧。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书，则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尽管这部文学史上最长的小说，这回只是出版了其第一卷的前三册，但这对整个中文图书业来说，却属于意义更大的事件。记得索尔仁尼琴在49岁那一年，曾在《牛犊顶橡树》的前言中写道：“绞索套在我的颈上已有两年，但还没有拉紧。这个春日我想用生命做一次小小的冒险。是挣断绞索，还是被缢致死，也是难以预料的。我正被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一块已经推开，在另一块巨石前我感到卑怯，我争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不过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头牛犊竟会如此长寿，几乎又活了将近一倍的时间，长成了须发皆白的老牛，而终能先看到橡树的倒下，然后自己再从容地作古！

    索尔仁尼琴的生命之长，还表现在他对写作的坚持上。令人感动的是，这位大作家偏在得过了诺贝尔奖之后，还能出版这么多不朽之作，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扛鼎之作，既包括我们早已读到的《古拉格群岛》，也包括刚刚迻译的《红轮》，都要么是在他得奖后印行的、要么是在他得奖后创作的，以至于简直就教人感叹：要么那个奖发得太早了，要么那个奖该多发几遍！——由此再联想到他那些往往躺在荣誉榜上的同行，就益发反衬出来：这才是一位真正的、未曾异化的作家，一位不为外在名声所累的作家。

    又正因为不为外在——包括外在的优越条件——所累，这头牛犊才会走到哪里就顶到哪里，也就把争议带到哪里，直到就连那些从思力上跟不上他的人，也会默默从心底叹上一口气，知道哪怕到了自己化作骨灰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名字仍会如日中天。——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盖因为那些批评他的懒人，无论是在维护冷战营垒的哪边，其心底都有个暗自认定的、现实摆在地上的理想国，而唯有索尔仁尼琴看不到它，拒不承认那光屁股皇帝穿着漂亮的新衣裳！

    我还要推荐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的《怀旧的未来》。此书劈头就写出了这样的妙语——“现代俄语里有一句俗话说，过去变得比未来更难以预测”，真是教人拍案叫绝！而“过去”的这种“难测”，也就勾出了“怀旧”和“未来”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在人类对于未来的不断筹划中，传统并不像索尔仁尼琴的论敌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僵硬、消极和沉默的死物；恰恰相反，向前的展望必然要帮助重塑向后的回顾，正如与此同时，向后的回顾也要随时乞援于向前的展望。由此，跟俗常的认定刚好相反，其实过去反而最是变化无穷的，传统反而最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反而最是可能无限的。这一点也正如作者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现代的需要所决定的对于过往世代的奇思幻想，对于未来的现实具有直接的影响。对于未来的考量使我们承担起对于我们怀旧故事的责任。”

    也许是气候的影响，以及旷野的冷落，以及东正教的压抑，当然还有红轮的碾压，总归来自俄罗斯的艺术，无论是民间的《三套车》和《黑眼睛》，还是柴柯夫斯基的乐思，总和苦痛与忧郁分不开。可那苦痛中又分明有一种美，——我至今还不能完全弄懂，这是怎样的一种美学法则，竟可以苦痛得这样美丽，又美丽得如此痛苦。但无论如何，正因为它的苦难之重，才使人如此印象深刻；而又正因为它刻骨铭心，才引人时时回味。甚至可以这么说，尽管从未踏上过那片神往的土地，但我本人的心灵，却被它压下了很深的刻痕，以至于我一向都觉得，那上面铺满的无边的苦痛，也正是我的自我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