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升温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当今中国史学研究的深细化程度，大概早已超出许多人的想象。每读到一本区域社会史的著作，我都不禁发此感慨。

    在严格限定的时空范围内，姚霏围绕晚清（1843-1911）、上海、女性三个关键词，对女性空间进行了空前广博的研讨（《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上海人民。本文所谈图书均出版于2010年）。她似乎穷尽了可以搜讨的材料，用尽了可以变化的视角，应有尽有地吸取了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细腻而从容地讲述着“女性空间”的所有故事。不消说，在强烈的创新意识引领下，她试图以女权主义的图式去重新定位转型时期上海女性的社会角色，野心勃勃地要将理论突围与实证考索结合起来。

    显然，姚霏不折不扣地得到了她的老师苏智良教授的真传。就在新作《上海黑帮》（上海辞书）中，苏教授非常仔细地告诉读者当年黄金荣如何洗澡、怎样抽鸦片，杜月笙喜欢吃什么菜肴，等等。而姚霏则不避烦难地统计出《海上花列传》总共提到了多少次妓业空间，精确而周密地罗列出某个女性演讲会的时间、主讲人与主题，等等。此类精细的微雕功夫，不禁让我想到元好问的一句诗：“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尽量作无限多的事情，这正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本色。

    所以，区域社会史著作的一大劳绩，就是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撰述的血肉。读者从这里所看到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干枯的骨骼，而是充盈着血脉，流动着影像。它有时会是城市史，有时会是环境史，有时又会是不同时空下的生活史。搞不好，它会让历史变得细碎；搞好了，会从微观中映现宏观。它在默默地改变着中国史学的撰写方式，影影绰绰地孕育着一种新的史学样态。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方法自觉还日壮一日地生长着。因为，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由“区域”向“整体”、从“特殊”向“一般”靠拢的重要性。毕竟，仅仅专注于特殊性，对历史做形式的、现象的描述是不够的。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形式与现象背后的质的规定性。

    读符静《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社科文献）、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人民），我都十分心醉于他们精雕细刻的实证功夫。没有实证，就没有历史学。但是，我也非常留意这些著作在填补史学空白后的走向。我会暗自请教这些作者：下一步，你会怎样研究？

    有趣的是，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似乎也集中在了中国的区域社会史领域。本年度，徐有威重新翻译了英国学者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修订本，姚斌则在《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世界知识）中顺便讲述了美国学者对近代山东与河北社会的研究。中国学者与海外中国学的互动，前所未有地密切。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由政治移向社会、由上层移向民间，而且在互动中明显地表现出向宏大叙事转向的劲道。

    这里有三部力作需要提及。一部是杨念群偏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的变异》（三联），一部是马俊亚偏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台大出版中心），一部是李庆新偏于海洋史与外贸史的《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这三部书虽然起跑点均在区域史范围内，但全都具有宏大叙事的格局、气魄与力道，同时不乏深细的辨微考据。良好的外语修养配合着专业的学术训练、阔达的国际视野，甚至让我暗自觉得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年鉴学派”。

    这是一批具有过渡性质的著作。他们的目光已经从陆地转向海洋，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移向戏剧的操纵者与制约因素。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在他们笔下再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他们不仅通过电脑键盘与世界交往，而且时常坐着飞机到各处去交流，研究节奏已经与国外学者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不仅本来就有在海外研讨的经历，而且在海外成名成家的一些学者，例如王勇、王柯、王希、王笛、陈勇、孙江等人，原本就是他们的同辈人。可以这样说，中国学在壮大，中国学的队伍在萎缩，因为中国学队伍中的中国人在增加。已经有学者感叹，汉学或中国学正在被中国学者所承包。

    最后，我想提一下李治安教授主编的《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这部出自集体之手的宏大著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自古至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无疑值得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学者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