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胡绳同志于2000年逝世之后,任继愈先生曾有《壮志未酬的一生》一文怀念他,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任继愈先生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据我所知,胡绳读书范围相当广博,文、史、哲及艺术等都有广泛的接触,但他写文章却不出近代史、现代史这个范围。有一次他谈到‘魏晋玄学’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不懂,还是先听听汤用彤先生如何讲”。接着他特别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成了专家以后往往把专家身份任意膨胀,好像一旦取得专家称号,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未接触过的领域也指手划脚,随便发议论,害人害己。胡绳的朴实无华的作风,对当前浮华学风不啻一副清涼剂。”(《思慕集》第110页)
今天似乎真的成了“专家身份任意膨胀”的时代,特别是有的专家奇谈怪论屡发,信口开河,被公众讥为“砖家”,致使对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印象偏差,评价偏低。(《青年参考》2009年2月10日)有论者指出:“‘砖家’作为‘专家’的代称成为流行的网络语言,其间包含的鄙夷意味,显示‘专家’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尊重对象。”(刘洪波文,《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三辑)在出镜率极高的电视屏幕上,有的专家让我们过分熟悉了。平心而论,此类专家并非都是伪劣或假冒,确也有真才实学者,有的甚至在专业上还不失优秀,但是对照任继愈先生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没有感想呢!
在一切领域都懂都精通那是做不到的,“专家”也只能是“一个专业内的高手”(顾土:《大师的份量》,《文汇报》2009年2月25日)。钱锺书先生指出:“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诗可以怨》,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此意义上看,“专家”是在很窄很细的专业内的一种片面的人,是“片面”但深刻的人。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也有与钱先生很相似的看法,他说:“所谓专业化,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并以此来弥补我们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缺失。”(《为历史学辩护》)这和钱先生的话都道出了“专家”的局限性。
真正的学问家对这种局限性总是有自知之明的。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在2002年9月和2004年2月在上海交大和山东大学演讲中都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拿诺贝尔奖,只是对很小的物理领域有贡献,一个人不可能拿了诺贝尔奖,就把自己当作什么都懂的“万能专家”,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评价,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能耐。2005年6月1日,以研究博弈论见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纳什在北京工商大学演讲,有学生问他:“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纳什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丁肇中和纳什一点都没有膨胀自己,而是实事求是,他们正因为不做“万能专家”才是真正的专家。
鲁迅先生关于“专门家”更另有极精辟之论。他说:“专门家的话多悖”,“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证他们专门以外的事。”“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者或常识者的。”他特别批评那种“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和“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的“名人的流毒”。鲁迅先生重重地告诫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们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警戒。”(《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专家“完全忘了孔夫子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而丁肇中和纳什则更懂这一点。他们口中的“不知道”似乎隐涵着更多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