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袁枚（上）

    弗兰茨·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西方文学中极有影响的一位重要作家；袁枚，字子才，是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随园诗话》的作者。现在很多人可能更熟悉卡夫卡，而对袁枚知之较少。然而卡夫卡却知道袁枚。一个欧洲作家，不受时间、地域和文化的阻隔，竟然青盼袁枚的诗作，赏识袁枚的才气，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

    卡夫卡研究过中国哲学，偏爱中国诗词，他有一本《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对这本书的喜爱用他朋友的话说“有时胜过爱其他所有的书”。卡夫卡在给未婚妻菲丽斯的信中至少有四次提到了清代诗人袁枚。他特别欣赏袁枚的那首《寒夜》，称“这是一首值得回味的诗”。《寒夜》是一首七绝：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衣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君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虽然不能从平仄对仗、起承转合上体会中国诗的美，但他却能一下就捕捉到诗中描绘的生动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的人物情感，以及包含在文字后面的弦外之音。这说明大作家之间的艺术感觉是相通的。

    首先，卡夫卡是从文人习惯于夜间写作这样一个话题开始的。他不希望菲丽斯晚上为写信熬夜，同时又为自己的十分另类的生活方式忐忑不安：他下午三点左右从办公室回家，吃完饭，躺下睡到七八点，匆匆吃点东西，散一小时步，然后开始写作，进入另一个世界，一直写到凌晨两点钟。他的生活程序是为文学设计的，他不知道女友能否忍受这种生活，于是借袁枚的《寒夜》证明在任何地方夜间工作都是男人的事情。而且他要告诉菲丽斯，袁枚袁子才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此人跟弗兰茨·卡夫卡一样，“才华横溢，无论作为人还是艺术家，都表现得极其博学多才”。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个惯于熬夜、才识出众、爱怜女性且多情善感的同类。

    当然，卡夫卡喜爱袁枚，更主要的是来自对袁枚诗的理解。在另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解读《寒夜》的。卡夫卡说：可别低估那位中国女子的坚定性。他写道：书桌上的灯光使她不能入睡，但她保持安静，也许曾试图通过目光使那位学者离开书本，但这个忧郁的、忠实于她的男人毫无觉察。卡夫卡进而探讨了这首诗中看似无情却有情的深层含义。他认为，那位学者没有觉察他的情人的关爱和期盼，是屈从于无法改变的外力，而这一切最终又都是为了那个他所爱的而又被他慢待的人。卡夫卡既把这个问题社会化又把它情感化，更准确地说是将诗的意象自我现实化。他已经完全把自己想象成袁枚诗中的那位学者了。他从这首中国小诗里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境遇，体会到了他自己的心理问题，他想借《寒夜》向他的未婚妻表明他矛盾的心理状态和复杂的内心感情。

    卡夫卡还用他写小说的“佯谬”手法解析《寒夜》。所谓“佯谬”， 就是悖谬。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越是自然而然平淡无奇，反而越不寻常；看上去违反逻辑有悖常理，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后面，很可能包藏着天大的谬误。悖谬所揭示的就是这种既简单又复杂的样态，它反映的是人生的庞杂深邃和承载它的生活的平庸质朴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这不仅是卡夫卡惯用的写作方法，也是他内心深处对社会世态的看法。卡夫卡接下来写道：但她（指诗中的美人）终于忍不住了，夺走了他的灯。卡夫卡对“美人含怒夺灯去”这一细节特别欣赏，他完全领会了袁枚“含怒”二字的含意，十分有把握地说：“归根结蒂是这个女人的一次自我欺骗”。

    卡夫卡对《寒夜》的分析并未到此结束，他还具体讲到了袁枚描写人物的手法。他对菲丽斯说：你是否发现，诗中的女子是那位学者的一个女友，而不是他的妻子。他说，如果此情此景面对的是他的妻子，则这首诗便失去了趣味。在卡夫卡看来，同样是写阻止“学者”深夜读书，情人和妻子的态度与方式是有差别的，《寒夜》的妙处就在于你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他的发妻。还真让卡夫卡说对了，袁枚这里写的是妾而不是妻。袁枚也有写妻子的诗，但他笔下“老妻怕我开书卷，一卷书开百事忘”与“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是不同的。一个是“怕”，一个是“怒”，袁枚生动地刻画了与之密切相关而又不同身份的两个女人的心境和神态。卡夫卡十分看重袁枚诗的这种感觉真切、表达细微的艺术功力。

    作家的艺术感觉很重要，但能沟通卡夫卡和袁枚的不止于此，应该说，在文学思想和艺术精神方面，他们的共同之处可能更重要。

    我们知道，袁枚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诗人。他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提倡“性灵”，主张“文以情生”，认为只要能真实地自然地反映出诗人的感受就是好诗。袁枚有一首诗《静里》是讲如何从静中感悟“性灵”的。诗曰：“静里工夫见性灵，井无人汲夜泉生。蛛丝一缕分明在，不是闲身看不清。”袁枚认为艺术的灵性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静里”，如夜泉生于井那样自然浸润出来；诗情文意非死觅强寻，须“眸而得之”。袁枚所言性灵，与卡夫卡强调灵感的艺术观点非常相似，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和艺术门径。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应该是在感觉中自然而然地发现那些随处都存在却未被人认识的东西。这种“艺术发现”非常重要，尽管“大问题俯拾即是”（尼采语），但能从生活细节中发现并表现出来并非易事。

    袁枚还有一首诗能说明他的文学意向和立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里访子游。”他对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二程和朱熹这样一些注疏四书五经的通古博今的巨匠，一概不放在眼里，而看重的是孔子门下以文学著称的子游。“《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袁枚的这种看法，表明他在骨子里就认为道统之论、时文之学、八股之法，是有害于真情兴会的文学艺术的。所以他宁愿相信庄子的话：“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也。”

    在反传统这方面卡夫卡比袁枚更为突出，走得更远，影响也更大。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用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他对社会及人生特殊的体验和理解。卡夫卡认为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现实的“闪烁耀眼的反映”，他对这种“精巧的奢侈品”极为不满，认为文学走的是一条“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的路。卡夫卡对他的前辈狄更斯多有微词，说狄更斯的小说人物性格模型化，有些地方东拉西扯缺乏力量，显得精疲力竭却又在竭力润色。他强调文学必须“冲破外表”，挖掘“自己内心中夜的方面”，揭示“自我失败中所包含的真理”，应该反映出恶劣社会环境包围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困惑和被熟视无睹的人性悲剧。可以说卡夫卡在文学上的叛逆性和颠覆性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现代派文学中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均把他视为自己的先行者。卡夫卡的艺术叛逆精神，不仅仅是理念，它渗透在创作意识、写作方法、文化趣味、阅读感受、乃至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卡夫卡和袁枚在这个基础上的相通是最深刻的。

    我们在谈到卡夫卡与袁枚的相通时，很自然地就涉及到了他们的不同。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相异与相通是彼此联系的，二者对认识文学现象及规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