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张森

    张森先生辞世将近一年了，我迟迟没有动笔写这篇文章，害怕触动心底的沉痛。今天提起笔来，刚刚写下两行字，还是忍不住泪眼朦胧，一再住笔……

    张森先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的责任编辑。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他是我难得一遇的一位好编辑。他的谨重，敬业，而今少见了。1994年秋末冬初，我的长篇小说《沉钟》改毕，张森先生即写信来约稿。他在信中说：“上月下旬我赴济南组稿，张炜特地向我介绍了你，并说你手头正有一部长篇小说竣工。回沪后，我即给你写这封信约稿。如果你信得过我，请你将长篇挂号邮给我，我会尽快处理，并请相信，我会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我相信，只要我们打过一次交道后，你会得出我这人是否可靠的结论。”他这封诚恳的约稿信，过了半年多，我才在我当时工作的招远文化馆办公室的桌子上见到，不知道信被误在了哪个环节。而此时，我早已将稿子寄给张森先生了。我的信却很简短：“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酝酿多年，写得十分用力。张炜让我寄给您，现寄上，请教正。”张森先生没有因为我的信过简而生不悦，他倒在后来的《陈占敏与〈沉钟〉》一文中转引了此信，作出了另外一种评价：“面对这封短信，我内心对作家油然升起一种信任感：这是一位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的作者，坦诚而自信，又决无奉迎拍马、自我标榜之意。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为要求出版自己的长篇而对出版社采取如此坦然态度的作者并不多见。经验告诉我，这类作者决非等闲之辈。”（《文学世界》1998年第2期）作者与编辑之间，难得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张森先生年长我许多，我能够在文学生涯的重要时刻遇上他，是我的幸运了。

    那个冬天的晚上令我难忘，时近午夜，张森先生由上海打来电话，语声中流露着难以掩抑的兴奋。他告诉我，《沉钟》已经通过了终审，将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文库”重点推出，社里还决定出版后开一个讨论会，并且，约请我再为他们写一部长篇。一位资深老编辑，为一个作者的长篇处女作问世如此高兴，令我深深感动。在张森先生后来写的文章中，我才知道了《沉钟》经过的程序：“稿子先由青年编辑郑理看了，我才看了。接下来有室、社两级三位领导看了。可以说，前后经过了五道‘关口’。但是看过稿子的人的意见却是惊人的相似：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稿子，立意高，艺术质量好，内涵丰富，想象奇妙，作者描写生活的本领令人惊叹。作品既原始又现代……在我的印象中，五个看稿人对一部稿子几乎给予同等的评价，在我们出版社也是不多见的。”（《陈占敏与〈沉钟〉》）出版社五道“关口”对书稿作出的结论令我欣慰：我得遇知音了。一个自尊的有个性的作家，他艰苦的劳动，他苦心刻意独具特色的艺术追求，最幸运也是最难得的是遇上有识见的编辑，你的用心被理解、被接受，而不是南辕北辙，方凿圆枘。

    《沉钟》由张森先生和郑理共同编辑，在那个秋天面世。十月，张森先生为筹备《沉钟》讨论会，为约我的第二部长篇，由上海经青岛，到招远来。张炜从他挂职的龙口，也如约来到招远。那时候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红晕》已经动笔，写了五万多字了。在招远县城东边的宾馆里，我们彻夜长谈的话题只是文学，还是文学。谈到文学，张森先生只讲质量，不及其他，没有后来年月里的“市场”“卖点”。他一再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靠长篇小说创牌子，有《故事会》挣钱；“小说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品牌，出版社十分重视；在新时期文学中，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丛书像“小说界文库”这样保持着延续性、稳定性，颇具盛名。无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界、文学界建立起来的声誉，像张森先生这样敬业的好编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直至新世纪之初，山东的几部重要长篇，都是经张森先生编辑出版的，包括张炜的《九月寓言》《家族》，左建明的《欢乐时光》，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

    过往的文学岁月令人怀恋，难得再有那样纯净的文学交流、文学聚会了。1998年春末夏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山东省作家协会在济南联合召开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森先生。那一天我刚刚走进宾馆的走廊，就听到从房间里传出张森先生略略带沙的笑声。先生穿一件蓝布衫，束在腰间，显得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那是一次在山东召开的重要的长篇小说创作会议，我在发言的开头，谈到了我对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张森先生的感激与敬重。我谈到《沉钟》出版之后，再版时，为了几个字的改动，张森先生特地挂长途电话来征询我的意见。见过了太多编辑大笔一挥，即删即改，把对的改成错的；像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的大社，张森先生这样的资深编辑，却对作者这般尊重，怎不令作者感动而且信任？我这样说着，向张森先生投去感激的目光，先生微微含笑，默不作声。会后告别，他跟我紧紧握手，互道珍重。不想这竟是最后的握别。

    那次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我没有再见到张森先生。他退休了。退休之初，我邀请他再到山东来，他也曾表达过再来的愿望。后来，他便说他不能来了，他的心脏不允许他出来跑了。说到这里，他总是用那略略带沙的声音笑笑，对我说，“占敏哪，我现在兜里时刻都装着小药丸，随时准备急救呢。”他这样说，语声中并没有流露悲观恐惧。他谨慎，但却乐观。十年来每一次挂电话，我们都要叙谈良久。我们俩同样怀念逝去的文学时光。那时候多么好啊，作者与编辑，想的都是文学，只是文学，没有“市场”，没有“码洋”，没有责任编辑编书与工资奖金挂钩，有的只是写出编出最好的作品。一部严正的庄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史，应该由这样的作家和编辑共同书写出来，而绝不是由“市场”由“码洋”决定。作为一位编发过许多重要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张森先生对当下的出版界状况自然很不满意，然而，他只能在电话中表示他的无奈。世事苍茫而又纷乱，变幻不定，让人无奈的又哪里只是文学，只是出版呢？

    我的系列长篇小说“黄金四书”出版，已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叶了。张森先生看到了消息，立刻打来电话祝贺，他略略带沙的笑声中洋溢着由衷的高兴，原来他并没有放下文学，他还在关注着文学，关注着他为之作过责任编辑的作者前行的每一步足迹。我为他的热情深深感动，再一次叮嘱他保重身体。再过数月，是己丑年的春节，我挂去电话向张森先生拜贺新年，祝他牛年大吉，健康长寿。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给先生拜年，新年的祝福原来是如此空乏无力，挽不住离去的生命匆遽的脚步。想一想他来招远的那个秋天，我去车站接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一米八的个子，穿一茄克衫。车站一见，我一眼就认出他来……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却成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