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文化理想出版志业

    ■无论是“市场化”、“企业化”、“集团化”，还是“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最终的目标都应该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恰如刘杲先生所言：“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目标，再炫人耳目的形式变革都是枉然。

    ■出版人最引以为傲的，应该是编辑出版更多惠及当今，传之后世的优秀图书——这是出版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出版业在社会上立足，发展的依据。

    俞晓群先生《这一代的书香》甫出版，赶紧找来读，正读得津津有味时，又获作者手泽签赠本寄达。我喜欢这本书，晓群的挚情厚谊更让我联想很多……

    我是晓群的仰慕者，迟至1993年末才进入出版行业工作的我，早从学界朋友处久闻俞晓群先生的大名，更佩服他在中国出版业烙下的印迹。然而得识其面却要晚至四年前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2006香山论坛”上。那一年的论坛主题是“图书选题创新”，晓群先生在主题发言中精彩演绎了企鹅出版公司创始人莱恩抵御图书低俗化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钦敬。当时，他动情地谈到，当莱恩听说他的继任者戈德温出版了一本充斥着耶稣受难、厕所茅坑和尼姑的漫画《谋杀》时，怒不可遏，深夜带了一群人从企鹅公司的仓库中运走了所有尚未出库的存书，在旷野中付之一炬。要知道，就是这个戈德温，曾经使企鹅的营业额翻了三倍。但是文化就是文化，不能为了过分逐利而降低文化的水准。直到今天，每当忆起那次会议，晓群的形象就一次次地映入我的脑海。在我看来，晓群也是一位莱恩那样有精神追求、文化情怀的出版人。在莱恩和晓群身上，我看到了有抱负、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可贵的精神世界。

    最初知道晓群是从他主持出版的深受文化界青睐的一系列精品图书开始的，可谓未见其人，先观“其书”。20世纪90年代，“国学”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课题，甚至超越学术圈，一度成为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晓群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文化信息，邀请“一身朝气与智慧”的葛兆光先生、深具“国粹风度”的冯统一先生和以“中国第一编”蜚声出版界的王炎先生参与编辑部工作，进而筹建了由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等著名学人组成的编委会，阵容一流，声势浩大。“国学丛书”不孚众望，先后出版了20本书，可谓部部精品，其中有的已成为相关学科的经典著作，其作者也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个人的学术地位，江晓原及其《天学真原》即是其中一例。这套书真正体现了“号角”“新启蒙”“出新”的丛书出版宗旨，在学界广受赞誉。我个人以为，这套书不仅是作者的成功，更是晓群文化眼光的体现。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晓群、沈昌文先生、陆灏先生、杨成凯先生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破土而出，三个系列——“古代文化系列”“近世文化系列”“外国文化系列”交相辉映，令许多湮没在历史深处的优秀典籍和图书重见天日，众多极具学术价值、文化水准的当代著作得以普及。通过这些书，我“认识”了晓群，虽未谋面，却心仪切切。经历了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热，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席卷华夏大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出版业也受到商业浪潮影响，出版的文化属性被许多人抛在了脑后。而恰恰此时，晓群“逆流而上”，主持出版了众多市场效应未必好、文化价值很重要的图书，实在是难能可贵。在我看来，上述两套书无疑最好地体现了晓群“文化出版”的情怀。尤其像“新世界万有文库”这样的丛书，在1990年代书价开始上扬的情况下，晓群坚持图书低定价，使数以万计的读者因之受惠，得以沐浴优秀文化的光辉，功莫大焉！

文化理想，出版之根

    那么，晓群的文化理想源自何处？读罢此书，我有一个大致的认识。首先，是一种天性。我始终认为，厕身出版事业，需要有慧根、慧眼、慧才。慧根就是天性，是一个人从心底产生的对文化的倾慕、热爱和自觉追求。晓群“文革”后入读大学数学系，却“天然”地喜欢文史哲，优游其中，广泛涉猎。80年代初，涉足出版业后，虽然从事自然科学类图书的编辑，依然喜欢“出经入史”，编辑了诸多像《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世界数学通史》这样的“偏史”的著作，后来又带领出版社“大举进攻”真正的“文史哲”，使“脉望”红遍了读书界。晓群以一数学科班出身的学科背景，最终全面地驰骋于高端文化图书出版领域，这不是天性又是什么呢？其次，家庭环境的影响。晓群有一个温暖的家，母亲生活上的关爱，父亲精神上的哺育，使他顺利成长并深受文化熏陶。我在拜读书中那篇《书之爱，父之爱》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再次，是自觉的追求。文化理想贯穿了晓群的这部新著。在《坚守理想的乐园》中，他引用刘杲先生的话“文化是出版的魂，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出版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以自励；在《未来，我们像他那样生存》中，他转述台湾出版人郝明义先生“出版是人文最初也是最后的保存，出版是人文最根本也最尖端的推展”的研判以明志；在《“去职业化”影罩下的文化出版》中，他借阐述出版人才结构转型的话题表达他本人对“商业主义”侵蚀文化出版的担忧，以上文章都非常清楚地表述了晓群对文化出版的自觉追求。

    除了表达自己对文化出版理念的坚守外，晓群在书中也表达了对书业发展中低俗化、过分商业化现象的担忧与失落。他在《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一文中提到，“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我们这些‘贩卖文化的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词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有些受到冷落”，语带苍凉，令人感喟！对于此，我深有同感。为了使中国出版业发展更加规范、更有动力，进行改革无疑是正确的决策，但无论是“市场化”“企业化”“集团化”，还是“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最终的目标都应该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恰如刘杲先生所言“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目标，再炫人耳目的形式变革都是枉然！出版人最引以为傲的应该是编辑出版更多惠及当今、传之后世的优秀图书——这是出版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出版业在社会上立足、发展的依据！晓群自身30多年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其人其文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此话用在晓群身上，既贴切也不贴切。说贴切，是因为读此书，就仿佛直睹作者其人——“有理想”“有激情”“重情义”。晓群是这样的人，其文字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巴金的“眼泪”》一文中，晓群说，巴金在20多条广告词中竟有10余处用到“眼泪”二字，这说明巴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晓群何尝不是如此！想到母亲对自己的关爱时，“满眼含泪”；听到沈昌文先生患病手术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谈及两位英年早逝同事，“我禁不住流下热泪”……若说不贴切，其缘由在于“其文”与“其人”的反差。看看这些文章标题：《那一缕书香，怎消得孤独憔悴》《山谷间，飘来几只缤纷的彩蝶》《执君之手，在清风白水间漫步》……读读这些文字：“提起‘书趣文丛’，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底总会冒出一丝丝忧伤的情绪，那心境，如冷雨中摇曳的残荷，如月色下幽深的桃花潭水。”“夜渐深，雪停了。洁白的大地，间或露出一处处融雪的斑痕，裸露的地面上，漂浮着一丝丝袅袅如烟的轻雾。”很难使人想到这些文字出自晓群这样血气方刚、身材魁伟的北方汉子之手。晓群感情丰富、对人真诚，其文字也就多婉约温情的色彩。读他的文字，不禁令我想起当年风靡知识界的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我想这也是晓群的文字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恰如晓群对畅销书应该通俗易懂的推崇一样，他撰写的关于编辑出版的文章也都生动有致，读来赏心悦目。他绝不以玄奥吓人的大道理唬人，每篇文章都从个人丰富的经验出发，使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增长了编辑出版知识。这在当前中国出版业界充斥高头讲章式文章的环境中，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国外优秀出版家大都喜欢以曲折丰彩的个人经历阐述出版的经验与规律。像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贝内特·瑟夫的《我与兰登》、汤姆·麦奇勒的《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的《出版业》、阿尔·西尔弗曼的《黄金时代》等书无不纵笔豪情，擅写出版人的“因缘际会”——出版人用激情与智慧创造了一出出可歌可泣的瑰丽的文化盛宴。顺便一提，迈克尔·科达描绘美国书业的不朽之作，所取之书名就叫《因缘际会》。我不知道晓群是否读过这些国外先贤的作品，但从他的行文看，大抵是读过的吧！

    对于晓群其人其文，可以说的很多很多。比如，除了是一位名震业内的优秀出版人外，他还是一位痴情于学术研究的专家，他撰写的《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数与数术札记》等在学界评议颇佳。又比如，他、沈昌文先生、陆灏先生当年联手创办《万象》，使这本延续了民国时期《万象》精神的杂志风靡文化界，读《万象》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三人也被称为出版界的“三剑客”……2009年，晓群放弃待遇堪称“优厚”的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子，赴京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再次联手沈、陆两位先生，开始了一次新的征程。我祝贺晓群新著《这一代的书香》的出版，也祈愿晓群指引着“海豚”这艘“大船”，扬帆起航，创造更多的文化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