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蚁族兄弟

    欧阳胜的家，离我家不远，隔了一条街。我好几次是可以去看他的，因为他不同意，就算了。我对残疾人兄弟的情感世界，有着自己的体会。年轻时我在福利工厂工作，曾经深深地陷入在那个世界。那些日子，多少教会了我如何与他们默契。

    欧阳每次来看我，几乎都是自己摇着轮骑来的，只有一次例外，由他姐姐推着。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准时出现在我的带有台阶的家门口，常常是我请保安帮助他进家门。

    逢年过节，他是一定会发短信，一定是要来的，来时都要带礼物，主要是建德白莲籽。我当然也是要准备好过节的礼物。这样，来时他的小小的轮椅上挂着一个包，回去也挂着一个包。我总是看他远远地摇走了，一直摇入城市恐怖的车水马龙中，看不到他的身影。

    城里的蚊族，不是现在开始的，他们早就开始来了。一开始是走来的，后来有骑自行车来的，有坐汽车和火车来的，现在是乘飞机来了。我认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然而，坐着轮骑而来的蚁族兄弟，我是第一次遭遇。

    欧阳有一张文艺青年的苍白的脸，有时甚至是惨白的。他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有一双蝴蝶般的大手掌。他常常滔滔不绝地不停地跟我解说着，手掌翻飞，手指颤抖，谦逊而激越，坚韧而沮丧，他的大眼睛里又是绝望又是希望，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这是一个生来就要成为文艺人的人，不管他站起来大步快走，还是坐下来摇着轮椅。

    那年在北京召开我的作品《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的作品研讨会，我推着他到现代文学馆展示厅里走了一圈。我能够感受到他轮骑上小小身躯的巨大激情。这是一团为写作而燃烧的烈火。

    只要是有关文字的劳动，欧阳是几乎什么都干的，这正是蚊族文艺青年的特征。因为他们首先面临的便是在都市中的生存。欧阳也发表散文，也写歌词，也缩编文艺作品，也打文稿，也校对，也做文案策划，也在报社打杂……他常常对自己这种什么都干的状态表示出深深地不满。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做有关汉语写作的纯正的事情，这些事情里面本来是不应该包括什么商业文案策划的。

    这正是他集撰多年一定要出这样一部书的原因。

    我其实一直不怎么赞成他出书，因为所花他心力劳力财力，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理解为对生命的釜底抽薪。我们因为是朋友，关于生活的事情会多谈一些。他说他近年来身体越来越不好，每周两天到报社上班校对，要登十数级台阶。过去靠手抓着扶把能够撑上去，现在越来越困难了。他们一家在城里的住宿是一个社区内的半地下室车库，他与父母蜗居在此。他的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了，母亲身体很不好，父亲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老右派，身体也是不好的。家中亲人，各有各的艰难，再要集资出这样一部书，那一字一句，真如血写一般。他很少讲这些，但告诉我这些的时候，目光结成了冰。为此我曾扪心自问：究竟是当一个作家更有意义，还是当一个大慈善家兼大实业家更有意义。人类社会为什么可以容忍这些人的花朵遭受这样的磨难！我还能为此做些什么呢！

    然而当我读完了他给我发来的电子文本时，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想这样的书，哪怕卖血也是值得出的，何况还没到卖血的地步。

    这并不是说欧阳胜的汉语写作到了怎么样的高的地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生活得以展示，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在文中迸放光芒。这些，即便有，又怎么样呢？

    我是想说，我在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一只无可比拟的小蚂蚁，他独自拖着一双高位瘫截的残腿，他慢慢地，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爬着。他有时高兴，有时沮丧，有时探起头来，撑着大脑袋，想看到更远的世界。身边一群群生物冲上前去了，留下了大脚印，他也喊几声。有人蹲下来和他说几句话，有人不理睬他，他习惯了，捶捶自己的胸，自言自语说：路在远方……

    这是多么令人心碎而又无比美好的心灵传递，而它正是通过文学这种样式得以呈现的。一个人的一生中，对世界有过这样真实公然的态度，以此证明生命的意义，那几乎就应该算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了，尽管，它也许只能算是一件伟大的小事情——一个坐在轮骑上的蚁族兄弟，独自写出来了的一本小书而已。

    然而，我们还要更多的什么呢？对欧阳胜而言，对他的父母亲朋而言，对他面对的这个世界而言，这本小书，难道不也足够妥慰平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