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

    一九九二年的某一天，止庵“焚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所写小说稿数十万字”；十八年后，止庵的“三十年（1979-2009）集”《河东辑》出版。说起来我对这本书还有一点儿贡献，书名止庵采纳了我的意见，我当时说何妨用个现成的“，三十年河西”。此处还埋有一层意思，五十岁时即能出“三十年集”，如果活得顺顺当当后面还有三十年可写，那个书名《河西辑》就跟前面这个成双入对了。以眼下的趋势，后面的写作环境是会好过前面的。惟一的杞忧，三十年后纸质书还有市场么。

    “三十年集”这个用法，以前只有鲁迅用过的。现在出书称“三十年集”，这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鲁迅。热衷收集鲁迅旧版书的人大都存有零本的《鲁迅三十年集》，但全套收藏者寥寥无几。最初版的《三十年集》外面还包有玻璃纸，每十册装一硬板纸匣，分装三匣，匣上印有目录及编印发行部门，印刷、装帧均十分精致。我曾遇全套《三十年集》初本售卖，怦然心动，无奈索价大超我承受力，只好眼瞅着强力者捆载而去。

    鲁迅的《三十年集》，近乎于全集的意思。眼下的这套三十年丛书，实际是精选本，体例是每一年选几篇。这套三十年集是大型丛书，参与的作家学者正好是三十位（据闻还有第二批），我只看到了止庵这本，别家的体例想来也大致如此。三十位似乎都不是小说家，如果写长篇小说的话这书的容量可盛不下。《河东辑》里倒是有四篇小说，一共八万多字，都是作者早期作品，我还是第一回读到止庵写的小说（那时他还叫方晴），而现在他的随笔最为人称道。这不奇怪，小说与诗歌，向来是进军文坛的尖刀与利矛。没听说谁谁谁靠写随笔站稳文坛的，现在倒是有靠嘴皮子占据文坛的。

    今天的这个“三十年”丛书另具意义，——呼应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成就。这批作者实在是新时期的受益者，再早十年都不成，个人的步点正好合上时代的步点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止庵“焚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所写小说稿数十万字”，也没什么可惜的了。想一想，那几年的光景一个十几岁的文学少年，写出来的东西今天可能横竖看不下去。尽管止庵自己说“此前写的一百万字，幸未谬种流传”。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不焚又能怎样？谁没有幼稚过？止庵“开始学习写作”是1972年，这年他十三岁。我十三岁开始记日记，满纸的幼稚，幸而我没焚，现在一点也不“悔其少作”，每每翻读，倒是情不能已。有人说止庵焚稿“是一种犯罪”，话有点重，可是颇有道理。止庵自己对焚稿之举给出的说法是：“我们都有过这么一个思想背景，应该清算一下。”清算有多种形式，思想觉醒是形而上，焚稿灭迹是形而下，止庵两样全占了，真够彻底的。

    这书的体例是一年选几篇文章，年份下面有个简要的当年“纪事”。止庵的“纪事”简到不能再简，很多年就一两句话。譬如1984年“首次读张爱玲作品”，1986年“首次读周作人的作品”。我很好奇，往下找，没找到哪一年“首次读鲁迅的作品”的纪事，大概是三十年之前读的。周氏兄弟和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三位作家，止庵在他们身上花费了最多的气力，而且已见成绩。古代文学，止庵对老子庄子这两家最为用力，也已见成绩。书的最后有一个“编著年表”，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作者文学活动一条上升的线。止庵经常说“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句话，在他的多项文学活动里，我们是不是也能体会到这样的思路。

    由于体例的限制，《河东辑》不能收大部头的专著，止庵“又不愿节选”，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者的学术光辉。止庵真正在文坛立定脚跟的本领当然不能只靠随笔，他的《樗下读庄》、《神奇的现实》、《老子演义》、《周作人传》都是与同行拉开档次的力作。此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与王世家合编）、《张爱玲全集》（主编）、《周氏兄弟合译文集》（主编）、《周作人自编文集》（校订）、《苦雨斋译丛》（主编）等止庵参与的工程，又显示出他是一位有着超凡能力的不是编辑家的编辑家。有学者称止庵写编俱胜，不算过誉之辞。我查了一下三十年丛书三十位作者的学术背景及当下的职称，止庵是惟一一个非文学专业出身。

    我喜欢读而且反复读的几篇随笔，如今都被收进《河东辑》了。譬如《关于标点符号》，我总结了止庵的“三不主义”——“一不惊二不问三不省”。即绝不使用惊叹号问号和在文末使用省略号。我对古诗词加标点符号也是有看法的，像“小园香径独徘徊！”一个人在那默默的走着，惊什么叹呀。《典故新说》、《词典五谈》两篇，谷林看了也说：“为之绝倒，大有妙绪。”《关于“南玲北梅”》把一个骗过大学者们的天大的谎言戳得千疮百孔，却不失几许宽容。《关于郑振铎》里有几层很有意思的意思，读家往往不得要领，要想读懂还真是不易。

    止庵的单行本，我颇感兴趣的是《神奇的现实》这本义和团研究。庚子年的许多事情混合着荒谬与荒诞。有人说“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其实不用费这么大劲儿，一次极端的耸人听闻的谎言就够了，而且越是大人物越相信大谎言，天大的人物相信天大的谎言（譬如慈禧相信义和团的神功神力）。止庵说读当年的奏折，老是碰到忍俊不禁的进言，而当时朝廷深信不疑，没当儿戏的。我看了这本书，也对义和团来了浓厚兴趣，几乎将止庵书后的参考书目全部照单买来，其中神州国光社初版四大本的《义和团》，我竟然弄来了四套，有一套是带护封的，还花高价买来一套精装本（高在它原本是西南联大一位教授的旧藏）。翦伯赞《义和团》序的第一句是：“本书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也是这套丛刊中最早出版的一种。我们把这部书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又过去了一甲子，庚子国变种种，很长时间里仍阴魂难散，要么不被我们察觉，要么被故意忽略。

    《河东辑》是止庵的母亲代他编选的，其中一篇《我的哥哥》，我读时心里不是滋味。书前有一张止庵的“全家福”，拍照时间是1972年，此时他的哥哥还在家。止庵写道：“我幻想有一天那个游子赶路倦了，走进一家小书店稍事休息，随便翻翻架上的读物，然后他就阖上书本，从此踏上回家的路程。”这个幻想的场景，在2007年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德国电影的尾声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