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看中国农民生活的变迁

    从2007年开始至今，我一直在做一个上海市文化基金项目，主要涉及联民村的家庭经济、集体经济和政治制度等等，项目成果是八卷本的《当代农民的脚印——浙北村民50年》，计划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其中四卷以资料为主（两卷干部工作笔记，一卷村落经济，一卷农户经济），四卷以写作为主（两卷写建国时到1958年、1958年到1968年，另外两卷是1968年以后的农业经营和社会生活）。因为《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不久获得首届“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优秀著作奖”，所以做这八卷本丛书对我有一定的挑战——如何将它做得与《告别理想》不一样或更好一些，就必须做一些准备，包括资料的搜集和理论上的思考。为了进一步的突破，我最近认真读了一些书和相关资料，希望对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从总体上有更进一步的把握。

    其中一本是美国哲学家李丹的《理解农民中国——社会学哲学的案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书中涉及对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如小农经济的性质（是道义经济还是理性的小农）、传统中国的区域体系、技术突破、农民起义、增长或过密化问题等等。很难说哪种理论对我特别有用，但读了之后，我对中国农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理解中国农村，不能从理性化的层面把农民理解成理性化或道德化的农民，而应该综合两者。农村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充满感性，充满传统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从大量当年农村的资料中看到，整个农村的发展，是不同农民之间互动的产物。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嵌入，各种农民都对此做出感性的互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均贫富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民之间感性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到大人民公社时期。我把人民公社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大人民公社，以区别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人民公社。大人民公社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现了饥饿、混乱等很多问题。

    国家的介入，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村落社会来说，有一个底线（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活和生产），如果超过了，就会导致混乱。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是在党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权力嵌入下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均贫富过程，发展到大人民公社时期，突破了乡村秩序的底线，从而导致了灾难。出于这样的观点，我现在将写1949年到1958年，1958年到1968年这两本书的书名也做了调整，分别叫作《感性的力量：话语、集体意识与乡村变迁》和《秩序的底线：灾难、文化革命与社会主义》，另外两卷，一卷写农业经营：《被束缚的经营：公社时期的生产》，一卷谈社会生活：《剧场社会：符号共同体与私人生活》。我认为当时的社会就像剧场一样，是分为两层的，一层讲阶级斗争，一层是日常生活的那一套逻辑。

    设计好这八卷之后，因为与国外学者讨论相关论题，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即村落变迁不是内生的，而是在国家的嵌入和政府强制式干预下发生的（但并非中央直接影响村落，而是经由县一级的调整），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村落变迁，我又添加了海宁县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变迁：《乡村60年：海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录》，总共两卷。这期间我读了大量海宁档案馆的资料，摘录相关的内容，如政府什么时候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等。

    我手头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都是第一手的，详细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如联民村1956年到1982年所有农民家庭的明细账目，1954年到1982年的干部工作笔记，土改时期地主抄家的每一份记录，文革时期的大字报，生产小队每人每天出工的记录等。为了将这些资料公布于世，我计划做成电子版的资料库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预计年内能够上网。资料库定名为《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资料库》，分三大块，原始资料，访谈资料（目前已做了800多个小时）和影像资料。希望能够生动完整地反映农民生活的变迁。对我来说，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将这些资料做出来留给学术界，留给历史，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