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谈史忆人见真情

    与何老的“结缘”

    今年88岁高龄的何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党史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说来遗憾，我最早听说何老，还是刚到《世界知识》编辑部不久，在一次有关“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选题会上，听执行主编徐波提及的。徐波说，何老在上世纪80年代追随李一氓、宦乡等人向中央的建言，对于改变当今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判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也就不会有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今天的现代化成就。当我得知他也是《世界知识》的老作者时，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这是一个曾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人。

    之所以今天与何方先生结缘，还要感谢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前副所长、研究员程中原先生的襄助。程先生是著名的党史与国史专家，《张闻天传》的作者，为人非常和蔼。在一次成功的图书合作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由于我所在的出版社隶属外交系统，因此我们的谈话总是离不开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话题。每每这个时候，程先生总对我讲起长期担任张闻天助手的何方以及他的张闻天研究，并说，“何方的研究很有分量”。

    正当我接触何老、出版何老图书的愿望愈发强烈的时候，2008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程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何老正在酝酿出书的消息，并把帮助何老编辑文章的林昶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啊，是林昶？《日本学刊》的副主编？我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于是，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我知道，能为何老做点事情，那是我一生的荣耀。

    历史学出身的我，70年代生人，对中共党史与共和国史，有着天然的兴趣和爱好。张闻天最初进入我的视野，还是来自中学课本当中那一点有限的叙述。对张闻天的特别关注，还是近些年的相关阅读之后。这种关注，不仅是因为张闻天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与修养，还在于他在国门初开，却有了着眼世界的开放意识。外交人员要做研究是他在驻苏使馆提出来并率先躬行的；他倡议设立了外交学院、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还想建立一个国际问题图书馆，但未曾实现。这些想法无疑在当时都是大胆超前、前无古人的。但是，就在我阅读“张闻天”并产生浓烈兴趣的同时，也总有一些问题在拷问自己：为什么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委员，曾经的总书记，却在建国后只做了个驻苏大使和授权有限的外交部副部长呢？不是说伟人已经走下“神坛”，神话史学的时代已经远走了吗，为什么作为我党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如此重要的关键人物，最后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竟悄无声息了呢？

    幸好，这些问题，我在编辑何老的《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中，找到了答案。

    “为自己赎罪补过”

    如果说，何方此前给我的印象还是通过口耳相传得来的粗线条，但在仔细编校书稿之后，我对何方的认识就逐渐丰满立体了起来。何方是“三八”式的延安老革命，跟随张闻天十多年，由延安至东北，再到驻苏使馆，然后是回外交部，做了张闻天有实无名但最为得力的“秘书”。可以说，是张闻天影响了他，成就了他，丰富了他，但也因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张闻天牵连，蒙冤长达二十年（1959～1978）。平反后，他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并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首任所长与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中国世界局势的研判以及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开启作出了卓越贡献。1995年退休后，已是八十高龄的何方转入了党史研究，特别是对张闻天的研究。就此说来，“张闻天”三个字，是何方一生不可忽略的背景或底色。

    如此耄耋之年的改行，用何方自己的话说，“一是为了改正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即违心批判张闻天，想以研究张闻天为自己赎罪补过；二是要通过深入研究张闻天，恢复其长期被埋没和抹杀的在总书记岗位上和开拓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等问题上的伟大历史贡献。”

    至于第一点，何老一直耿耿如怀并深深自责。我看了凤凰网上一段何老访谈的视频。当说到在引诱中揭发张闻天并引发陈毅“张闻天这下子众叛亲离了”的时候，何老几乎不能自已。他意识到自己揭发的分量，嘴唇翕动着，内心的痛楚煎熬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他主动找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检讨错误，要求会见。何老自揭伤疤的解剖令人感动。他的“两头真”，他的直面历史、反思自我的凛然风骨赢得了尊敬。去年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揭穿文化名人卧底、告密的文章，争议很大。何方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也就可以理解了。

    “对不起，我冒犯了你”

    《谈史忆人》的“谈史”，实际上包含了何老在香港出版的《党史笔记》上的关键内容。《笔记》是何老这些年党史研究的结晶，也是一部真正摆脱了党史编撰的“绝对化倾向”和“箩筐主义”的扛鼎之作。它的权威，不是来自权力部门的授意，也不是凭借延安一代人的“亲历亲闻”，而是摒弃道德判断，专注于党史史料的发掘，用论据说话，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一关键时期的人与事做了系统地澄清。且将毛（泽东）张（闻天）关系的演变、二人性格的差异，以及张闻天在中国党史上诸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重大转折性事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给予了直接描述和很有见地的评析，文章观点鲜明，论证严密，文采飞扬，一气呵成。所以，作品在香港甫一问世，便一炮而红。何老曾在与山西社科院研究员赵诚的访谈中提到，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听到何方出书的消息后，就向他要书。何老说：“我说你有两本党史札记，我有两本党史笔记，不过第一，对不起，我在书中是批评了你的，有冒犯；第二要书请交换，他说行行，没问题。”此外，何老还在本书中将自己跟随张闻天的岁月做了较为完整的陈述，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在为读者呈现生活中、工作上的张闻天各个侧面的同时，还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早期以及特殊时期领导人的状况还原了一段信史。

    在“忆人”部分，何老首先回顾了师母刘英与张闻天的生活点滴以及自己与老人交往的片断。在作者饱含深情的笔调下，刘英这位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庐山十七年冤案、文革十年遭残酷打击的老人，没有丧失党性，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不计私心功利，“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论短长”，保持了一生的清白。最让我们感喟的是，老人将唯一的儿子张虹生送到了南京大学，只做了个普通的图书馆馆员，直到退休！

    在刘英之后，何老还追忆了新中国早期重大外交事件和改革开放后对外学术交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们是“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先驱者李一氓，中国最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改革开放时期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山人物宦乡，党史上风传一时的因“谏言”获罪、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于光远的岳父孟用潜，还有与何老在中国社科院同一时期任职的陈乐民，等等。文章各自成篇，语言生动诙谐。何老将自己与当事人交往经历的描绘，既揭秘了他们做中央的政策参谋和智囊建议的过程，又披露出至今鲜为人知的重大外交事件和历史的关节点。其间，鲜活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不时迸发，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10月18日，又赶上何老米寿。此时，《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的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读书人高兴的事情，也是我们对张闻天最好的纪念。在此，我们向何老致敬，祝愿他身体健康，继续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