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约”之外有“修约”

    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其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长期以来大家习惯认为，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平等条约”。近代中国处于不平等条约的罗网之中，相信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像近代中国人那样，对不平等条约具有如此深刻的感受。

    唐启华教授的新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以下简称《修约史》）以修约外交为中心，致力于论述近代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努力，以实证角度诠释了北洋时期的外交历程。他说：“摆脱条约束缚，是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之一。”（第1页）

    《修约史》认为，“修约”一词在近代中国外交实践中，较常见的用法有三：一是清末西方列强为扩大条约特权而实行的例行性修约；二是日本学界着重的“条约改正”；三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府认识到条约的危害性，遂致力于修约，以消除不公正条款，并改订平等新约为目标。其中第三种用法正是《修约史》的研究范围。

    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修约史》认为，北洋时期的修约成果往往被“废除不平等条约观念”所遮蔽，几代外交官的努力遭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扭曲忽视。（参见第544页）“修约”之所以被“废约”所遮蔽，主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列强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为不正义，因而不能承认，必欲废除之而后快。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主张“修约”者被等同于卖国者，这样，北洋修约史遂无法彰显其研究价值。

    强调修约，并非要否定“废约”的目的和成果，而是希望人们认识到，在“废约”之外，还存在“修约”，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摆脱条约束缚。“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时，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条约。“修约”、“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可视时势、环境及本身实力，作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第3页）

    长期以来，“北洋政府”成了军阀混战和妥协媚外的代名词，因此北洋外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重视。针对学界对北洋研究的偏见，唐启华对“北洋”二字加以解释：“北洋”一词带有贬义，严谨之学术用语应该是北京政府（1912～1928），但此用法易与1949年后相混淆，用“北洋修约”指民初北京政府修改条约之表现，意涵比较明确，本书使用此词并无贬义。（第1页）

    其实，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已经出现变化。以如此孱弱的国力，能够取得与自身地位并不相称的外交成果，北洋政府所主持下的修约外交又岂能被轻易地遮蔽掉？《修约史》以北京政府作为对外交涉的主体，探索北洋修约之整体发展脉络，强调当时北京政府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外交官是代表中国的职业专才，超越党派政争之上。从1912到1918年的几个条约谈判过程看，北京外交部在内外不利的处境中，仍坚持平等互惠的订约观念，并努力推动修约活动。对原无约国，在谈判订约时，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及协定关税等特权；对原有约国，如德、奥，则借其战败之机废止了两国在华条约特权，打破了列强在华之联合控制。

    此书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中俄协定》亦作出了不同以往的评价。作者指出，中国朝野上下，事实上一直在抵制日本方面的要求。交涉期间，袁世凯全力周旋，迫使日本以最后通牒威胁，并主动撤去危害最大的第五号，其余各条也做了修改。通过对《中俄协定》的探讨，作者强调苏联虽一贯强调对华平等，然其对外蒙及中东铁路的争夺，与列强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内政的介入程度，更是超出帝国主义列强甚多。总而言之，苏联善用中国内部矛盾，全力争取与巩固其国家利益。

    作者强调北洋修约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并将其置于20世纪初的国际背景之下加以研讨，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就外部环境而言，北洋修约将中国民族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相结合，又与德、奥战败国，及东欧、亚洲、拉美小国合纵连横，走出自己的道路。就内部环境言，北洋外交虽有政局动荡、北京政府权威有限、中国发展落后等限制因素，但仍能有优异表现，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决策专业而有效率。北洋修约案例，多涉及国际法理论争议，对中国外交及国际法观念之发展，有重大意义。

    “到期修约”是北洋修约一大突破，并创成功先例，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主要脉络。北洋到期修约的法理依据，即《国联盟约》和“情势变迁”原则。自1919年首次在巴黎和会运用“情势变迁”原则后，北洋政府相继在废除《中俄声明文件》及《中蒙俄三方条约》、《俄蒙商务专条》中予以引用。北洋政府还舍弃了与列强集体修订条约的办法，而改用分别订约，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保持弹性。如对比利时、西班牙坚持期满废约，对法国、日本则顺势展期。废止《中比条约》时，北京外交部面对比利时诉诸国际法庭的威胁，不为所动，毅然加以贯彻，此举为中国外交树立了里程碑。

    虽然强调北洋修约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本书并未割裂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之间的修约传承关系。书中指出，清政府的修约认识，最早应始于对“利益均沾”条款贻害的认识，其后因财政困难，希望增加关税收入，因此把修约的要点放在提高关税税则上。至于关税自主，当时还无暇顾及。清政府主动修约应发端于《马关条约》之后，依据“十年届满”条款，于1898年主动向英国、西班牙提出修约。

    作者将自北洋开始的修约历程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12至1918年，是北洋修约的萌芽期，或可称为旧、新交替之过渡期。虽因国力不足的先天限制，有时无法完成既定外交宗旨而不得不对外迁就，但北洋外交部对新订各约的基本态度，已是朝平等互惠的大方向努力，不愿再失利权。第二个阶段，1919年，是修约外交的确立与展开期。参加欧战是中国的一大契机，为废止旧约特权、收回已失国权，开创了可贵的先例。此期的修约朝着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对德、奥等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对协约国，提出《希望条件》说贴，综合概括了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修约建议与要求，最终虽未达到目的，但中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中提出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对无约国，坚持平等订约，不再给予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第三个阶段，1920至1925年间，北洋政府完成了《中德协约》和《中奥商约》的签订，并在此期间与苏俄订立《中俄协定》，这是北洋修约的重要发展阶段。此期签订的《中奥通商条约》被认为是中外缔约以来最平等详备之条约，成为此后北洋政府与各国平等订约的蓝本。第四个阶段，从五卅惨案到北伐结束（1925-1928），是北洋政府“到期修约”方针的酝酿和实施期。五卅之后的北洋修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续过去与列强同时修约的传统，向华盛顿会议列强要求修约，并最终召开了关税特别会议及法权调查委员会，得到了列强的空头许诺；二是区别不同国家，对个别旧约期限届满者，宣布条约失效。北洋政府秉持既定方针，坚持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款，对不愿谈判的比利时、西班牙，毅然宣布旧约期满失效，这些可贵的外交遗产为后继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第五个阶段，是北伐完成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南京政府的外交明显继承了北洋政府的方针，在口号及名称上虽然承继“反帝废约”之“革命外交”，但在实质上与被推翻的北洋政府相当接近，外交上的连续性相当明显。（第543页）

    《修约史》一书的出版，无疑将极大改变学界已往对北洋外交的认识，从而将相关领域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但该书并非要刻意否定现有研究。正如作者所言，其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做翻案文章，也不在于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而是希望摆脱过去对历史的单调、贫瘠的理解，让国人从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汲取更多的养分，从多元丰富的记忆与诠释中，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摆脱过时的政治神话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