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傅雷从北京回到了故乡上海。那时,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农民,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一个“单位”,有工资,有住房,有公费医疗,退休了有薪金。
但傅雷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在户籍上填写的职业是“在家译述世界名著”,而“单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出版他翻译的世界名著而已。
凭傅雷的资历和声望,找个单位,找个公职,或者搞个兼职,易如反掌。但傅雷只想“凭力气”吃饭,靠闭门译述的稿费维持生计。他的稿酬除了吃穿用度,每月还要支付房屋租金55.29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
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一直工作到7点。晚上看书或写信。每周译书6天,周日名义上休息,其实是用来写信。
傅雷动手翻译前,总是把原著看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了,这才开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他往往写信向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到1939年,花了3年工夫译毕。20世纪50年代初,他竟又用了近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傅雷1929年起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而且,他不但能译文学名著,又能译《艺术哲学》《贝多芬传》这样美术、音乐方面的著作。
(《人民政协报》4.7 崔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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