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海如何消灭天花

    天花——曾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在上海止步。1951年7月26日，官方宣布，上海发生最后一例天花。要知道，上海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国早9年，比全球提前26年。

    解放前的上海，卫生环境恶劣，蚊蝇滋生，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严重流行，传染病死亡人数位居死亡原因之首。其中，烈性传染病天花令人闻之色变。

    天花病毒能对抗干燥和低温，在痂皮、尘土和被服上可生存数月至一年半之久。一旦染病后，侥幸幸存者浑身留疤，变成“麻子”，常常在生活中被人歧视。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以卫生防疫为中心的全民爱国卫生工作，积极大力地开展城市卫生的管理工作。1950年1月，上海市第一届清洁运动委员会建立，时任副市长潘汉年任主任，并建立了各级组织机构。当月15日，全面开展了上海的第一次清洁大扫除运动，参与者有18余万人，清除垃圾、渣土、污泥等9000余吨。当年，上海天花发病率下降为18.3/10万，死亡率下降到5.6/10万。

    1950年11月22日，在《解放日报》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当时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在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6足岁、12足岁及18岁时，各复种一次。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各补种一次。种痘时可按户籍册，挨户调查施种，种痘后在户籍册上作已种记号。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种痘，经说服教育无效者，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得予以强制执行。

    而且，种痘一律免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各级卫生机关，受政府委托之公私立医院诊所及其他种痘人员，其进行种痘所需之费用（包括人工、牛痘苗及卫生材料）均由各级政府负担。

    1951年3月，上海开展了以预防天花为重点的春季防疫清洁卫生运动，动员全市居民制定清洁卫生公约，清除陈年积宿垃圾，全民接种牛痘疫苗。至当年6月底，累计接种1068万人次。

    也有人就是偷偷不种。1951年3月27日，一位家住凯旋路的读者写信给《解放日报》编辑部，举报自己的邻居：

    “在全市展开种痘运动中，还是有不少群众，依然东逃西避，不肯种痘。这原因当然很多，但就我个人所了解的，主要还是卫生人员没有深入地针对群众迷信思想加以宣传教育的缘故。像我姓杨的邻居，他的两个孩子出了痧子，一直是吃香头的仙方，听打卦算命的话，孩子侥幸好了，就更相信‘仙方’灵验，忙着替孩子‘过关’，被骗的钱不知多少。杨姓的两只猪，也先后出了痧痘，长宁区卫生防疫站马上派人来调查，但是他们硬说：我们的猪子已经好了（其实是偷偷地杀了）。杨家的孙子毛根后来也出了痧子，媳妇想把孩子给医生看，但婆婆推说：‘那（哪）里有钱看呢？’可见他们连最低限度的医药常识也是很缺乏的。

    这几个事实说明，迷信思想不根除，卫生工作就很难展开。尤其打卦、算命、香头奶奶、世传庸医，他们不懂也根本不肯承认科学的道理，为了专门骗取财物，就不得不无时无刻，向落后群众散播迷信思想；因此，在种痘运动中，我认为，不但要把天花的厉害告诉群众，同时要有效地清除群众迷信思想，适当取缔庸医，才可能把种痘工作顺利展开。”

    为了向更多群众推广宣传种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夜晚7点“黄金时段”举办医药卫生节目，邀请医生宣传预防天花知识。

    天花被消灭了，但没有人就此松懈。1952年初，上海市成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全市各区以及水上区域相继成立爱卫会，各基层成立的爱卫会总数达到4492个，形成了“块块领导，条条督促检查”的体制机制。1952年4月，上海市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陈毅市长任主任，潘汉年副市长任副主任，并且建立了全市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全市卫生工作的组织管理机制，从而使上海城市的卫生防疫工作有了进一步强有力的制度上的保证。

    （上观新闻 2.9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