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约在公元前2320年时出现统一国家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中国的“两河文明”需另有个说法。
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权,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或无法确知,或势力小、不成气候。
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被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相同。根据这些实物证据推测,很可能是黄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问题是,这位贵族为何远离热土辗转至此?他是否负有商王的什么使命?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政治意义,必须有更实际的经济说明、军事说明或信仰说明,才站得住,无端的领地扩张、为领土而领土的事情在商代应不存在。
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发现,犹如重笔勾勒出长江流域惊人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在考虑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战略意义时,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河、长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其两岸均为人文渊薮,但“两河”的政治统一过程并非一件简单迅速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北京日报》10.21 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