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

    国家既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文明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行政、管理等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的聚合，使政治国家内的阶级、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在动态中不断演进。所以，国家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亦是如此。

    近代以来大量考古材料、古文书的现世，使我们逐渐恢复、了解过去因文献或历史记忆缺失所失却的历史记忆及客观历史，它使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文献及记忆的缺失问题。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但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早期中国”是一个政治国家与王朝的概念，它与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有关，也与春秋时期文献如《尚书》《诗经》等书中的“中国”概念有关。所以，不论是在古代文献或是金文中，早期“中国”都是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

    “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特指概念，它代表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到现今的文明演进状况。它的内涵除了古代中原地区最早的三代王朝国家外，还包括现今中国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广大地域。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构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及王朝国家，在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互渗中发展，并在华夏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互渗所形成的差异性与一体性，构成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形成早期中原政治国家在文明发展中的内生因素。

    “早期中华文明”的探讨是以大量历史与考古资料为依据的。从考古材料看，早在旧石器时期，我国许多区域都有古人类居住、生息、繁衍。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都出现了方式各异、发展程度或高或低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对大量史前遗址的发掘表明，各区域文化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区文化单线衍生或扩散的产物，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形成、发展的，并在文明发展序列中有高低不同的程度差异及阶段性特点。

    从考古学概念上看，“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通常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指社会组织在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集合形态，代表了这个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整体发展水平。“早期中华文明”是这种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集合形态。最早的中原王朝国家或“早期中国”，正是多元文化交融互渗并达到一定高度所形成的文明积累与转换的结果。在史前中国大地上不断流动的文化重心中，这种文化发展的高度，使其成为最后固着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区域性文明。

    早在先秦诸子书中，就有关于夏以前三皇五帝的传说。《史记》采摘旧说，列《五帝本纪》，将夏之前的黄帝等五帝作为中国政治进程和演变历程的开端，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反映了时人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早期中国”及开其端的炎黄部族的崇拜情结。炎黄崇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农业民族生存、发展的认同需要。春秋以降，夷夏民族关系空前紧张，华夏民族有着由诸夏逐渐形成统一民族的趋势，而各诸侯国也在兼并战争中凝合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在这个时期，具有民族与国家认同内涵、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华夏礼仪文化，成为华夏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涵及聚合旗帜。自此，黄帝等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圣王”“始祖”而受到高度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为华夏民族识别与政治认同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

    时至汉代，黄帝作为“圣王同祖”“华夷共祖”，逐渐成为人们较普遍的认识。不论是华夏文明的开端，还是国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史记》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并以开阔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视野，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甚至匈奴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历史世系中，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9.16 李禹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