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莱牌口琴

    我在汇文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口琴队在北京市很出名。我刚读初一，口琴队到各班选人，在我们班选中了我和小袁两人。我只去了两次，未再坚持。一是我并不大喜欢口琴，二是需要每个人买一把口琴。我家那时拮据，不忍心张口要钱。小袁和我不一样，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资本家，虽然经过公私合营，买卖归了公，但落魄的凤凰还是比鸡大，一把口琴，算不了什么。

    我和口琴队失之交臂，但和小袁一直是朋友。高三毕业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和小袁——那时候我们同学管他叫大袁了——一起热热闹闹到湖南韶山、江西井冈山串联回来，整天无所事事。在他家的时候，他会拿出口琴吹奏几支小曲，都是捡我能听得懂的外国民歌的曲子，《鸽子》呀，《红河谷》之类的。

    只要口琴声一响，他的母亲便会走过来，悄声细语地对他说：“小心点儿！留神隔墙有耳！”他父亲的弟妹都在美国，算是有海外关系，像有无形的阴云压在头顶，让他的父母尤其小心翼翼。

    后来，我和大袁一起到北大荒插队，他把他心爱的口琴带到了北大荒。但是，他在北大荒吹奏的可不是自带的那一把。大袁和口琴的故事，这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我们离开北京那天，火车快要驶动的时候，一位女同学泥鳅钻沙般挤过拥挤的送行人群，跑到车厢前，找到大袁，从车窗里递给大袁用一条花手绢包裹的东西。他们没有来得及说几句话，火车就已经驶动。我看见大袁将半拉身子探出窗外，使劲儿挥动着手臂，大声叫喊着她的名字。起初，我还能看见她跟着列车在跑，后来，车头喷吐出白烟，遮挡住了她的身影。

    手绢里面包裹的是一把口琴。以后的日子里，大袁告诉我，这是一把有名的口琴，是德国造的和莱牌口琴。我不懂口琴，但我看得出，大袁很珍爱这把口琴，每一次用完之后，都会把口琴擦干净，放进琴盒，再用那条花手绢包好。我知道，礼物的意义不在于本身，在于送礼物的那个人。

    我和大袁到北大荒第三个年头才获得了一次探亲假，回到北京的时候，是这位女同学到北京火车站接的他，我和大袁一起到她家吃了一顿饭。记得是冬天，吃的是涮锅子。她家住得挺宽敞的。看屋里的摆设，虽然没有大袁家那些红木家具，却也比一般家庭要富裕。她的父亲是八级（顶级）钳工，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个大工匠。她的母亲很热情，频频为我们两人布菜，还特意为我们每人倒了一小盅二锅头。

    那一年，大袁和她爬了一次香山。那时，我们插队的插友只要回到北京，都特别爱去香山。那天，赶上大雪过后，香山踏雪，成了大袁暂短一瞬爱情最后流连的记忆。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爬上鬼见愁，也是最后一次。更重要的，是大袁用她送给他的那把和莱牌口琴第一次为她吹奏。

    一年之后，我和大袁再一次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没有人到北京站接我们。大袁和她短命的爱情之旅到站了。原因很简单，她家因为了解到大袁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坚决不同意两人继续交往。这在那个年代里是常有的事。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大袁回北京的时候，她正在筹办婚礼，家里为她找的对象是位还在服役的军官。

    一晃五十来年过去了。去年秋天，大袁微信联系我，他准备在今年春节前回北京。八十年代初，大袁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曾经陷他于爱情泥沼深不可拔的海外关系，在这一刻帮助了他。他出去读的数学，从本科读到博士，留校当教授，一直到前不久彻底退休。

    他让我帮助他找家好一点的饭店，邀请朋友们聚聚的时候，我对他开玩笑说：“放心吧，我忘不了把她也叫上，你别忘了带上你那把和莱牌口琴，聚会时候得给我们吹吹那次你们俩爬上鬼见愁时候吹的曲子。我到现在还没听过呢。”他笑笑，没有接我的话茬儿。

    大袁是元旦过后回到北京的。世事茫茫难自料，她已经在元旦的前两天就离开了人世。她晕倒在地上，被送往医院抢救，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不到两个月就走了。

    聚会那一天，几个当年一起到北大荒的同学都来了。但是，她来不了了。不过，整个聚会的觥筹交错之中，大袁没有提一句有关她的话语，免去了我的顾虑。或许，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他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再提起。

    终于，大家起哄，让我唱那首当年在队上经常唱的《北京颂歌》，让大袁吹口琴为我伴奏。大袁站起身来说：“对不住了，得让老肖自己一个人干唱了，我没有带口琴，也不吹口琴了。”

    大袁这话不实。快过节了，因为想给他拜个早年，前几天我去他家看他，刚进小院，就听见口琴声。这曲子，我没有听他吹过，有些哀婉，颤音很多，如丝似缕。我站在院子里，静静地听他吹奏完毕，才走进他的房间。他已经把口琴收好，没有留下一点儿“作案”的痕迹。我没有跟他提我听到他吹琴的事，但猜想得到，他一定已经知道她病故的消息了。如果我没猜错，他吹的一定是那次爬上香山鬼见愁吹的曲子。而且，用的一定是那把和莱牌口琴。

    （《解放日报》2.17 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