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记得那棵全庄最高大的榆树还在，就在我家院子里。母亲在大榆树下对我说，一个妈妈可以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不一定能养一个妈妈。当时不懂，但后来的生活全被母亲说中了。全身是病的母亲只能一个人留在老屋生活。

    父亲去世后第六年，我准备离开家乡，去做一个乡下人做了多年还没有做成的“城里人”的梦。我劝母亲一起走，母亲不同意。一直到离家之前，我都努力想让母亲改变主意，可母亲一直没有松口，她坐靠在有她照片的墙下捻线坨。

    本来墙上有两幅照片，父亲的，母亲的。在替父亲“化牌位”的时候，大哥主张把父亲的遗像烧了。挂父亲照片的那块墙上就多出了一块白，而一旁母亲的照片显得很孤单。但母亲总在有她照片的墙下捻线坨。其实母亲捻的线坨一点用也没有了，可是她爱捻。一捻，那线坨就转得飞快，都看不见线坨了，只有一束倔强的光晕。

    母亲的固执有如我老家的许多老人的固执。老家空荡荡的村庄里除了房子，就是老人了。我说多了，母亲不拒绝了，说出了一个大理由，“等你发了大财了”再去。这个问题就把我难住了，令我羞愧，也让我暗暗有了雄心。

    老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我心里总觉得很内疚，但往往后来就忙忘掉了，只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我才想起自己的不是。我在电话里经常劝我母亲，不要舍不得钱，要舍得买东西吃，不要老是一天三顿粥。

    由于俗事，我每次都像点火一样回家。为了减轻我的愧疚，我会从超市里买一大堆东西带回去。母亲会骂我，我又不吃的，你真的发了广东了？你什么时候把房子买下来再这样做。

    我以为母亲责怪完我之后就会吃的，后来我又回家，她真的没有吃，她说她吃不惯。其他的老太太也过来看我，七嘴八舌的，她们的意思也是不要被人“洋盘”（意思是被人骗了）。她们说得非常肯定，弄得我的母亲也以为我被骗了。母亲很相信她的老伙伴。

    母亲和那些伴在一起，在老家活动的范围很大，使得我每次回来总找不到她。母亲的爱好就两个，一个是“拉呱呱”，一个是去看人家办丧事。

    老家的丧事是很费财费时的。送葬、“六七”以及“化牌位”，大的一共三次，每次都要花上万元。和尚要请，丧乐队要请，哭丧队要请。现在吃饭也改革了。过去只吃一顿荤，其余是素，而现在只一顿荤已经没有人来吃了，必须每顿都有荤，三顿都有酒。热闹，还气派。

    母亲和她的伴喜欢看，看完后还评价，谁家是请了“七大师”坐台，还是“九大师”坐台。谁家还请了“十一大师”呢。有派头。谁家的花圈那么多，女儿“浇花水”都浇不过来了。谁家还请了丧乐队。谁家请了哭丧队。有时候我听到她们津津有味地谈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总不可能对母亲许诺什么吧。

    母亲说过，她宁可不要什么哭丧队，也不希望我们兄弟将来为了钱不和。我以为母亲说过一次就罢了，可是母亲在有一年腊月里我回家时重申了一遍。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把这个问题想了好多遍了，不然她不会就这个问题反复地强调。

    有一次回家，母亲却不在家。等了许久母亲才出现，她是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去看人家怎么做后事的，一脸的兴奋，“不用钱”“自带干粮来唱歌”“不烧纸”“也不念经”“还不要丧乐队”“省钱”。

    她们是真正的羡慕。

    老家清理坟地，需要为父亲移坟，我们弟兄三个一起回家。母亲照例没有去父亲的坟地，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我们还在父亲的坟前立了一块碑。母亲其他的话没有问，只是问了我，有没有她的名字。我说，当然有。她又问，是什么颜色。我说，当然是红色的了。母亲不说话了。

    母亲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实际上很乐观。在父亲死的那一年，母亲就自己买布料，找一群会做老式盘扣衣服的老太太裁剪，然后她就自己给自己做“寝”。“寝”就是“老衣”，是为老人过世时穿的衣服。母亲一针一针地把“寝”缝好，自己试穿了一下，她说，只有活着穿一下才能算自己的。母亲还吩咐我，她“老”了之后火化之前一定要给她带上一瓶麻油。主要是用于治疗火化时被“大炉”烧烫的伤口。

    夏天到了，老家的老人最重要的事就是晒“寝”，晒他们百年之后的“寝”。她们不再“拉呱呱”了，眯着眼睛看着门外，由于只剩下了门框，阳光就大把大把地涌到她们的眼睛中。

    现在老家的榆树早已被意杨代替，虽然意杨很值钱，可我还是喜欢榆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奖励我一个鸡蛋，我坐在我家门口的大榆树下慢慢地剥着吃。榆树在风中摇来摇去。榆钱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母亲说，过生日钱打头，看样子，你将来是要发财的。

    可到了今天，我没有发财，更没有达到母亲开玩笑所说的“发了广东”。但每当想到老家的榆树，就总是觉得母亲还在。可母亲的确不在了，老家的那些榆树也不在了，母亲也过世十二年了。到了我的梦境中，来不及询问母亲，就疼醒过来……我们这些不孝子啊。

    （《半个父亲在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庞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