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是写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是写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今天仍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对于现实,仅止于借鉴,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的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比如,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自甲骨文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对当今世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课题都是需要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北京日报》6.11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