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正在睡梦中,突然,大地疯狂地上下抖动,我被惊醒,最初以为身边在过坦克,但马上意识到不对,大叫一声:“地震啦!”。
好在,一切都在片刻之后停止了。我跑到院门外,看到胡同里站满了人,许多人只穿着三角裤衩。不远处,烟尘还没有散去,有的房子山墙倒了。没有人受伤,大家只是受了惊吓。
惊吓还没有过去,人们议论纷纷,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胡同里不动。突然,倾盆大雨挟着电闪雷鸣从天而降。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豪雨,没有几分钟,胡同里已经水流成河。大家不敢回屋,就这么站在暴雨之中,儿女们搀扶着年迈的父母,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全然失去了抵抗……
一直到上午才传来消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不断有余震发生,人们已经不像凌晨时那样恐慌,但是,没有人敢回家,都在胡同和护城河边不停地走来走去。居委会在这时发挥了作用,号召大家搭建临时帐篷,暂时都不要回家住宿。一时间,所有的青壮年都行动起来,从院里拿出各种竹竿、木棍、绳子和塑料布,在护城河边,在马路旁,在一切远离房屋的空地上搭建起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帐篷。后来,这种帐篷逐渐复杂化、正规化,装上了门和窗户。人们也不再睡在地上,而是把床铺支在帐篷里,炉子搬到帐篷旁,开始在这里过起日子。于是,抗震棚诞生了。
抗震期间,没事可干,我白天便骑着自行车到处瞎转。天坛公园已经全面免费开放,骑着车就可以进去,里面所有空地都被抗震的人们占领,在古树和花草之间搭建成一座座抗震棚。
那个时期,北京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亲善,大家不分彼此,互相帮忙,甚至几家人挤在一个抗震棚里。
余震渐渐停止,恐慌渐渐平静,人们开始往自己的家中回迁。这时,他们从抗震棚中得了启发,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院里占一块地方,建造更为结实,更为适合居住的“抗震棚”呢?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一下居住拥挤的问题呢?于是,在回迁不久,人们到处找木料,找砖瓦,找油毡,找白灰,找水泥……各个院里又开始大兴土木。几乎就在眨眼之间,以“抗震棚”名义建起来的临时建筑出现了。后来,“抗震棚”越盖越好,有的甚至超过了正式住房。
北京的院子变样了。原本每个院儿都有一块公用空地,还种着或大或小的树,现在却成了曲里拐弯的小胡同,推自行车出入都非常困难。可是,大家忍了,居住宽敞点儿总比出行困难重要得多。人们在抗震棚里结婚,生孩子,过日子。斯是陋室,其乐也融融!
不用说,我家那时也盖了“抗震棚”。
(《碎片流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进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