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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01月16日 星期二

    我凭什么相信你

    《 文摘报 》( 2018年01月16日   06 版)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会碰上一些年轻人在路边散发传单,“这是某某健身房的优惠券,办一张年卡只需要398元,超级划算”,诸如此类。仅凭在大街上随便看看你的传单,就让别人花钱去办卡,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呢?看看那些临街的店铺,一年半载的就有可能易主。存在卡里的钱取不出,消费者只好去维权。

        曾在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的文章中,读到一个故事。在清末时,北京城里信誉最高的金融机构是恒和、恒利、恒裕、恒源这“四大恒”。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门歇业了,但有许多银票还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好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银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而仍然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了信用,只好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门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20年才关门。恒和银号对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准则的恪守,到了其“恒”如此的程度,王毅认为这的确是我们民族“自生社会”曾经育出的果实。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框架那样,在熟人社会里,礼俗、德行是人际交往的基石,而在陌生的工商社会中,商业往来中对诺言的践履,则主要靠法律制度的制约。

        假如在工商社会中的交易,只能寄希望于遇到“四大恒”那样的东家时,交易成本无疑会大幅增加,而许多交易也将无法进行。所以当我们遇到在路边搞促销的商家时,油然而起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只有构建一种完善的制度,营造出让制度正常运行的氛围,凭此,才能成为人们互信的基础。

        (《北京青年报》1.6 马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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