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的博雅

    海外对中国史专家有个特定的称呼，叫汉学家。近世以来，声名显赫的华人汉学家里，我（韩石山）最敬重的，还要数杨联陞先生（1914-1990）。

    杨先生是河北保定人，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他的毕业论文《东汉的豪族》至今仍是史学名著。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就收有此书。本科毕业论文成为学术经典，在中外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

    他一生中，最为蹊跷的是那个哈佛大学的博士来得太容易了。古人对那些轻易当上大官的叫“拾青紫如草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大官如系鞋带，弯一下腰的事。杨先生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得来真跟系鞋带差不了多少。

    1937年夏天，杨联陞清华毕业，正赶上抗战爆发，在家里闲待一年。1938年，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助教贾德纳带全家来中国休假，在北平的南池子住下。他先是请了青年学人周一良帮看中日文书籍。时隔不久，周一良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去读博士。谁来接替呢？周推荐杨联陞。

    杨联陞与贾德纳一见如故。过了一年，贾德纳回国，知道杨联陞面临失业（其实还未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请杨替他用朱笔点校，每月付酬。1940年8月，杨联陞接到贾德纳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说他出钱邀请杨去美国一年，一半时间继续帮他工作，一半时间在哈佛研究院选课，读硕士学位。杨联陞来到美国后，贾德纳供给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一年有余，杨先得到历史系硕士学位，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之后于1946年2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便是《晋书食货志》翻译注释。杨联陞后来的表现甚是杰出，一直在哈佛历史系任教，当过哈佛中国史学会的会长，这个职务过去一直是由白人担任。用何炳棣（史学家）的说法，杨联陞这个人可说是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里，最早成名的。然而，杨联陞的著作不是很多，且多在海外出版。国内地近年来出了《哈佛遗墨》《汉学书评》和《东汉的豪族》，均为其外孙蒋力所编。

    2004版《哈佛遗墨》的副题是“杨联陞诗文简”，当时曾有好师好事者写随笔，责备副题中的那个“简”字。新书定名，为何还要用这个字?杨联陞不是一个阔教授，生活相对节俭，他日常写信时较爱用的是邮简，三折六面，除一面写地址外，其他五面均可书写，一简一角五分，确是便宜。上世纪70年代美国邮政改进，寄往远东的航空信由二角五分半减至二角一分，写偏长的信，较邮简反而便宜，所以他后来给隔海师友的长信多是此类。简（邮简）而不简（简单），是杨联陞书信的一个特点，为其编书信选，此“简”岂可舍弃乎?

    杨联陞可谓博学风雅，治学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语言，曾任赵元任助手，与胡适通信论学二十年，学生余英时（史学家）称其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他的学问不像是使了劲做出来的，而是不经意间偶有所得，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且凡有所论，必有高见。他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五、十新解》，其中举了好多例子，说是古书里有一种特殊的计数方法，就是将一小一大两个数字组成一个复合数字时，通常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十，而是几到十。比如汉代某渡口，需要三十人守卫，这里的三十，实则是三到十个人。

    杨联陞还是一个充满诗情的学者，尽管他的诗作水准高低不一，却在他的生活和交友过程中占有很大篇幅。他乐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乐于写诗、抄诗、品诗，诗免不了成了他的书简中的一项谈资。自己小有得意的诗作，他会不厌其烦地抄给多位师友。性情中人，即便身体不佳、工作繁忙、情绪波动时，有些不得不写的书简，他也还是坚持去写。书简中那些潦草、凌乱的字迹，就是证明。

    （《解放日报》《北京日报》1.2 韩石山 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