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艾青谈诗

    1957年4月的一天，作协上海分会举行座谈会，欢迎北京来沪的三位诗人。他们是艾青、沙鸥和管桦。那天，上海知名的老中青诗人几乎都到场了。作协为了让一些诗歌爱好者增长见识，还邀约5位业余作者与会。部队的陈忠干、宫玺、朱鹭，正好是陆空海。工厂方面请了两位，都是出版印刷系统的，一位是黄亦波，一位是我。

    座谈会下午2点开始。艾青年轻的妻子高瑛，坐在艾的左手边。即时，主席陈山致以热情的欢迎辞，并请来宾发言。

    艾青环顾四周，略略点头，随即就以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始了他的论诗论人。

    “我同上海有缘。我的第一首诗是在上海发表的。‘大堰河’是在上海监狱里写的。我是地主的儿子，歌颂的却是贫农。这不奇怪，我是吃了贫妇的奶长大的。无论是事实，还是象征，我们是劳苦大众养育的。在座的也有出身高贵人家的，因为向往自由与平等，做了封建主义的叛逆，走向了光明。”

    一个原本学画的青年，为什么放下画笔，拿起了诗笔呢?

    “1932年7月起，在狱中三年，不好画画，就写诗，偷偷地请人家带出去发表。写了‘龙华桃花’，写了《煤的对话》，也算是呐喊吧。牢里，回忆起巴黎三年。巴黎，是世界花都。我没有歌颂资本主义，我歌颂的是芦笛，是1789年的革命。”

    “接下来，日本人打来，中国遭难，大家遭难。我写‘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吹号者’，参加抗争。抗战胜利，全国解放，我写《春姑娘》，写《宝石的红星》。从题目就可看出我情绪的变化。”

    “如果将这些作品排列起来，可以看出时代的影子。这也难怪，我们是时代之子。有人写诗，只写自己，并认为这才是艺术。这是他的哲学，别人干涉不了。人各有志嘛。”

    有人递条子，向他请教诗的定义。

    他看看条子，说：“开始的时候谁懂呀，我们写诗，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讲，要喊，要吼!写出来了，自己觉得是诗，别人也认为是诗，日子久了，成了诗人。写诗，没有现成的诗歌作法。如果有，我会花一百块大洋买来读。那样多省事呀。什么是诗?我认为: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就是诗。”

    对诗的语言问题，他说，“唐诗好。但唐朝离我们一千多年了。社会生活、人们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回不了唐朝。写诗，还是要用当代语言，用活的语言。用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写诗，发誓写诗只给自己看的人，大概很少。人是社会动物，需要交流。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写成诗，发表出去，就是同人们交流，互相促进，产生力量”。

    对新诗的形式和它的成因，他讲得可谓言简意赅：“新诗是个外来形式，或者说是中西合璧。外来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油画、交响乐是外来的，我们不是在用吗?西服是外来的，我们也在穿。新瓶装新酒也好，旧瓶装新酒也好，只要是中国的，是茅台，就好。第一还是内容。”

    艾青期望诗人们心连广宇，放眼世界。其实他自己就是榜样。他用解剖刀似的诗句，剖析维也纳的病态，讥讽资本社会的自由，如同一只烟盒，依然对不公世界写着咒语。

    （《解放日报》1.4 巫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