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成都的茶生活

    旧成都有三多，即“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20世纪20年代，湖南人舒新城从南京前去成都教书，旧成都茶馆业的繁荣热闹让这个外乡人特别震撼：

    茶馆虽然多，可是店面又并不小，最小的都有三四间门面，大的常十余间以至数十间。座位大概为竹制的靠椅，每家总可容座客数十以至数百。以这样大的店面，这样多的座位，你以为各店决不会满座的——我不亲历其境，也要作如是想——可是事实上，无论那一家自日出至日晷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

    不要小看这竹制靠椅，它是旧成都茶馆中的茶座设置一大特色。“椅子以四川盛产的楠竹为之。其椅脚的高矮、坐垫的软硬、椅背、扶手的角度和宽窄均很注意。茶桌一般及膝高，恰与坐时手的高度相宜，取饮甚便。”成都人在椅桌上不含糊，茶叶、用水、茶具也有自己的标准。他们喜欢喝茉莉花茶，但擅长做生意的店老板，会在不同的季节准备好杭菊、沱茶等，以应对不同的客人。茶具则是盖碗。成都平原受地形限制，按照陆羽用水的标准，无泉水可用，只好用江水和地下水。在当时，很多店铺都会特别挂出一个“河水香茶”的粉牌，用来招徕客人。作家李劼人总结说：当时每条街上兼卖热水和开水的茶铺，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是河水香茶。河水，就是围绕成都城的那条锦江的水。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捅，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

    那么，都是些什么人泡在茶馆里呢？

    坐在这些地方的客人，并无衣衫褴褛的所谓下等社会的人，除了极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

    在茶馆喝茶付钱虽然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收钱对于茶馆的堂倌来说，却不容易应对，这是一份靠真本事吃饭的差事。他们既要精通“提壶羼水”，又要善于察言观色，“起眼看人”。收钱时，尤其显功夫，要分情况对待，同一伙人叫着“我付钱”，但有的是真心想付，有些人是做做样子，你要去判断，“收真不收假”。如果是老主顾和生面孔一起，要懂得照顾熟客，维护他的利益，生面孔有不确定性，收一回算一回，即“收生不收熟”。穷人和富人在一起，当然收富人的。至于“提壶羼水”，更是硬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一把铜壶装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上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羼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洒叫“雪花盖顶”；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羼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幺拇指轻轻一勾，茶盖子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

    李劼人认为，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具有三种作用：各业交易的市场；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作为中等收入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

    当时民居场地有限，家里来了客人，往往招呼一声“走，口子上吃茶”，便是去日常待客之街。茶馆作为评理的场所，往往两方之间产生矛盾了，在不进衙门的情况下，多选择在茶馆，请有身份、有地位或德高望重者主持讲和，叫“讲茶”。旧时人们可资娱乐的方式有限，作为集会场所，茶馆往往也是看戏的好地方，“打围鼓”是那时成都人的娱乐项目之一。

    作为交易市场，这也许才是成都茶馆高朋满座的一个核心因素。对此，崔显昌有着清晰具体的概括：

    旧成都的三百六十行，多以某茶馆为中心，形成其有形或无形的“同业公会”。届时聚会，了解行情，洽谈业务，这就是俗称的“帮口”。帮口各据茶馆。如春熙路的“饮涛”属“金银帮”，东大街的“包馆驿”属“棉纱帮”，南门火巷子属“米粮帮”等等。茶馆几乎成了各帮口的办公室。

    （《民国茶范 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周重林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