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演奏古典音乐

    ■叶三

    我坐在北京保利大剧院空空荡荡的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边的位置听着标准音A。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建团15周年的演出排练现场。一分钟前，音乐总监刚厉声喝走了两个摄影师：“排练呢！闲人都出去！”我脖子上挂着的演员证是大鹏借来的。大鹏在台上，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的谱子。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它的前身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目前仍直属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中央电视台管理。我的朋友大鹏是爱乐的首席大提琴手。

    音乐学院毕业后，大鹏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现在，整个乐团共90名乐手，14个大提琴手中年纪最大的52岁，90后和70后共三四个，大鹏这样的80后是中坚力量。大鹏说，在台上演出，如果赶上好的指挥，那真是一种享受。确实，音乐犹如光圈，让圈里的人挺拔又高贵。

    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鹏最喜欢的大提琴手是马友友。马友友生在巴黎，5岁去了纽约，在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古典音乐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鹏认为马友友“很不容易，牺牲很大。”

    2005年，大鹏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三年的时间，大鹏都在练琴，连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都没去。临近毕业，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美国。在大鹏看来，美国基本上一切都以钱来定位，而且他从心底里不喜欢他们看待音乐的态度。“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有噱头的现场效果。”他对马友友的解读更深了，“古典音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家自己的文化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马友友是把所有作品都用自己的手段改成外交辞令。”

    大鹏毕业时，正值爱乐乐团的副首席大提琴手离职，经公开招考，大鹏回国进了爱乐。爱乐属于体制内单位，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这些听起来古老的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爱乐，大鹏每月拿工资，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平均每个月一万出头，在北京实在算不上高。

    在大鹏看来，马友友和郎朗的成功，没有复制的可能。他说，在国外混“全看你有多狠”——“我就是不够狠。在人家的领域、地盘，跟当地人竞争，怎么可能比得过？”他有个从小认识的天才小提琴朋友，在维也纳爱乐咬牙呆了二十年，至今仍坐在后几排。“至多是个二提琴首席，到死也当不上首席小提琴。归根结底，西方古典乐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人的音乐是和哲学思想不可分的，西方人可能讲的是形，中国人讲究的是意，比如说我们的笙，它很适合放在竹林的山泉小溪当中去吹，但是不适合放在音乐厅里……”

    大鹏在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好朋友，每次与他打电话或见面，他都在骂国内的音乐环境。“他骂了三年多。终于有一天，这个朋友辞职了，不仅辞职，而且彻底不做音乐了。有时候，大鹏会觉得朋友们的负能量有点多，“他们属于战斗，我是屏蔽。我会觉得：天呐！你们真不嫌累。他们会觉得我太和事佬。你怎么不战斗！当然我可能消极一点，但是我觉得存在是有道理的，一，社会大环境，二，个人生活所迫。可能专业非常好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话说得有点残酷，但是那些孩子可能更多选择了出国学习，然后留在国外工作。为国内古典乐市场在我们看起来挺热，其实里边是凉的。”

    （《我们唱》台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