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我对人类的一些所谓的新技术的进步,颇为不敬,我宁愿生活在一些安静的,古老的传统里,比如书店。回忆一下九十年代,书店的黄金时代,还是有些欣慰的。倒不是那个年代更好,而是那个年代,书店和读书,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一件很宁静与美好的事。
当年,在复旦南区,开第一间书店,现在想起来,大半是率性而为,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构想,它似乎与文化理想沾点边,毕竟那时候,都是穷书生,口袋里摸不出几文来。虽说我是中文出身,但书店所进之书,并不限于人文社科,尤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那套绿黄蓝为封皮的经济学管理学系列,销得跟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名著一样火;当时复旦一带书店甚少,除了校内暮气沉沉的新华书店,校门口的外文书店,几无他店,而我们这间小店,得风气之先,虽弹丸之地,大约进书的眼光和速度的关系,故一时门庭若市。
书店开在藏龙卧虎的地界,来的自然都非等闲之辈。常常,有一些很著名的教授和等待著名的讲师光临鄙店,有的会饶有兴致地停下来,与我等就读书问题,天南地北地聊上一通,有的还未等蓬壁生辉,就已携着书,消失不见。每回我到店里,就听店里的说,今天某某来过了,昨日谁谁来过了,但我觉得他们每一个加起来,都没有贾植芳先生著名。这瘦小老者,每隔数日,就会来上一趟,有时买一本书,有时什么也不买,就来随便走走,说说话。
我开书店那会儿,复旦地界上,也没有经世书局,鹿鸣书店,它们的出现,都是后来的事。那时候,书店是温和的,沉静的,没有大规模盗版,也没有恶性竞争,更没有网上售书。初次商业试手,自我感觉还不坏,一时昏头,在远离复旦的凉城,吃下一幢底楼,欲开兰亭书城,最终资金链断,仓皇败北。四面楚歌时,外文系的翟象俊教授又施以援手,迄今感激莫名。待我转身,复旦周边,似乎一夜间,又冒出了至少七八家书店,可以想见当时书业的繁盛,但此繁盛,渐渐地,变成一种乱象。降价,读者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对书店从业者,却未必是幸,甚至有可能是釜底抽薪。后来,我就离开了那里,告别了永远不能再回到的校园;再后来,书业的环境,就一日差似一日。书店,作为一种美好的存在,大抵只存在于我们的追忆了。
(《卖书记》金城出版社 寇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