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不要一味地陶醉在历史中

    程鹏宇在2017年第1期《云梦学刊》上说，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唯物史观派学者郭沫若、吕振羽等运用民族学理论与神话传说互证的方法构建了唯物史观派的古史观。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承认中国古史中存在后世传说中的禅让制。顾颉刚不认可唯物史观派学者构建古史的方法，双方对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路径也有不同观点。唯物史观派侧重于回答中国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能够赶上西方列强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而顾颉刚侧重于回答中国文化“到哪里去”的问题，顾颉刚认为未来中国是否能够强大，与历史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立足于现在，便能把握未来。他们的分歧对于今天传统观构建的启示是：一方面要重视对历史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未来，不要一味地陶醉在历史中。

    发挥教育守护公共道德底线功能

    郭倩倩、秦龙在2017年第2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说，伴随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公共精神匮乏带来的深刻影响，公共道德底线滑坡已严重侵蚀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公共道德底线危机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多方关联的复杂社会问题，它是国人内在信仰失落，价值判断偏误，制度约束乏力等现实因素的深刻映射。基于此，亟需努力加强公共道德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守护公共道德底线功能，并通过制度的完善与约束，实现公共道德秩序的良性重构。

    欧洲启蒙时代法治政体思想的建构

    程燎原在2017年第2期《理论与改革》上说，在西方思想史上，摆脱人治实现法治的一个关键路径，在于优良政体的探究。这一努力发端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成于十七、十八世纪尤其是启蒙时代。在十七世纪的弥尔顿和哈林顿那里，古典的政体与法治思想得以传承并获得新解。而一些启蒙思想家则纷纷追求政治科学的哲学建构，其核心在于阐释优良政体的理论。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法治是其优良政体的基本构件和特征，从而政体科学成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领域。从政体出发思考法治。导致法治政体思想在西方近代建立起清晰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