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讲故事何罪之有”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魏斐德称作“游吟诗人”，意思是说他既是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又是道德困境的解围者。顾彬说他是文学的史学家，也是北岛的好朋友。北岛在《青灯》一文中是这样描写魏斐德的一颗文心的——“那跨时空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1992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生前写的七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反响，同时对美国的史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于1985年出版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以下简称《洪业》）一书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1987年颁发的列文森奖。

    在《洪业》中，魏斐德引用了无数文学作品。对他来讲，文学所表现的历史真实有时超越了史书，更容易从中勾勒出时代精神。仅在每一章的引言中，他就引用了白居易《缚戎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李雯（明末清初）《道出盯胎见贼所烧残处》、孔尚任《桃花扇》、陈子龙《避地示胜时》、吴敬梓《儒林外史》等的诗词、戏曲或散文的片段。

    余英时曾撰文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现代史家中以甲骨、金文治古史而卓然有成者颇不乏极有灵感的诗人出身者，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都兼有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这个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诗的想象和史的想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

    魏斐德曾对李自成与吴三桂的交战场景作了绝妙的描写，李自成的军队因清军的出现而突然败北：

    李自成的军队沿沙河排开，在岸边摆下宽阔的战阵，其队伍稍显混乱。但是当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向前推进并冲进大顺军阵地时，大顺军并未后退。他们顶住了吴三桂军的反复攻击，并使之遭到重大伤亡。——这伤亡是如此地惨重，假若吴三桂始终单独作战，势必大败。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清军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李自成的左翼。当大顺军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他们眼前的骑兵时，突然发现骑兵们剃光的前额。“鞑子兵！”随着一声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被突破了。大顺军掉头向永平逃跑时，退却变成了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都被砍倒。到了永平，李自成想停下来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李自成不久也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

    魏斐德正是通过这一穿越时空的高超技艺，真正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很多学者的论文往往强调所谓的客观性，避免直接将“我”引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干巴巴的八股式学术论文体。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使传统的叙事史学被过度“碎片化”，破坏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完整性和迷人之处。

    正因为如此，魏斐德提出了“讲故事何罪之有”的质疑：“现象学家和阐释学家都向我们保证：正是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才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

    北岛认为：“……那些浩繁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学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正是明清之变为魏斐德提供了想象和阐释的空间，《洪业》是一部魏斐德化了的动态的、鲜活的明清历史。这也验证了歌德的一句话：“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我们在读魏斐德的历史著作时，感觉到他不是在贩卖历史知识，而是像诗人、小说家一样在吟咏。因为对于魏斐德来讲，中国历史研究是他的“志业”所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并非仅仅是他的职业，他的研究对象而已。魏斐德的夫人梁禾在文章中说：

    我曾问他（魏斐德）：“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1931年2月，吴宓在巴黎访问伯希和后，在他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然彼之功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尽管研究汉学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深入中国精神之堂奥者，毕竟微乎其微。而魏斐德无疑当属对中国学问有形、无形研究俱佳者。

    （《中华读书报》3.1 李雪涛）